鲜卑血汉族魂的伟大君王（二）

为了使汉化改革更加彻底，孝文帝又“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并下诏断定诸州士族门阀，对官品进行广泛的升降，还品定鲜卑族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为贵姓，成为与汉族四大姓相仿的鲜卑大姓。

当然，孝文帝也有矫枉过正之嫌。咸阳王元禧娶隶户女为妻，孝文帝“下诏切责”，并命令他的六个弟弟重新纳娶正室夫人，而先前所纳的正室，反而成为妾媵。好好的鲜卑贵族女孩，一下子因为此道“命令”而成了小老婆。至此，六王分别娶汉族大姓的女儿为正妻。

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孝文帝与大臣廷议间，有人诏议薛氏为河东茂族，孝文帝表示不同意，“薛氏，蜀姓，岂可入郡姓！”

正巧，当时担任宫廷执勤任务的羽林监薛宗起正在殿门，听孝文帝如此说，便气呼呼地从殿门处直入中堂，入禀道：“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之后，复归河东，至今已有六世，非蜀人也！现在我侍奉陛下于北土，难道以后我们薛家就是虏姓了吗？”言毕，年少气盛的将军把手中的铁戟摔在当庭，不顾而出。

孝文帝也笑了。他忙派人召薛宗起回殿，说：“爱卿你说你薛家不是蜀姓就罢了，奈何又挤对朕为胡虏呢？”于是他宣布薛姓为河东郡姓，还鼓励说：“爱卿你名‘宗起’，实为‘起宗’啊。”

可见，孝文帝非常大度、幽默和宽容，绝少汉族皇帝的忌刻和阴毒。

太武帝时，崔浩想“大整流品，明辨姓族”，得罪了不少鲜卑权贵，并最终导致他数族被诛。如今，鲜卑帝王自上而下进行汉化，竟然能一举成功。

当然，孝文帝的“门阀主义”并没有得到广泛支持，汉族重臣李冲等人都坚决反对，他们纷纷以“贤才主义”为宗旨，站在士人立场上抵制门阀主义矫枉过正的形式化。

但是，中华之事，有时要达至成功，往往需要“矫枉过正”才能行得通。凡事皆有利有弊，孝文帝大兴门阀，胡汉高门倒是一泯界限，北朝的“寒人”阶层除凭恃武功外，再无寸进之阶。因此，武人阶层乐于见天下“有事”。原先的六镇鲜卑将士，逐渐丧失了“国人”崇高的地位，摒于“清流”之外，他们最终揭竿而起，给北魏皇权造成了致命的重击。

孝文帝迁都、改姓等举措，一直以来并没有遇到根本性的抵制和反抗，但他的太子元恂却“以身作则”，首先有惊人之举。

太子元恂“体素肥大，苦河南地热，常思北归”。孝文帝赏赐他汉制朝服，太子元恂只在上朝时穿穿装样子，一回东宫就又换上“胡服”。中庶子高道悦为东宫官属，常常苦谏，劝他别惹父亲不高兴。这位十四岁的大胖孩子不仅不领情，内心还十分仇恨跟前这位唠唠叨叨的大儒。其实，他的所有这些表现，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心理。放在常人身上也罢，但身为太子，一举一动就是天大的事情。

496年10月的一个晚上，孝文帝外出，太子元恂与左右密谋，召牧马轻骑，率众想逃离洛阳，夜奔平城。临行，他竟手刃高道悦，亲自刺死了苦口婆心的属官。

察见宫内乱起，同为宗室的禁军首领元俨立刻守住皇宫及洛阳各个城门。元恂毕竟羽翼未丰，东窜西窜，跑到半夜也没能跑出去。

尚书陆琇得知消息，连夜疾驰，奔告孝文帝。

孝文帝大骇失色，又不敢声张，仍旧继续按既定行程，到达目的地后，他才不紧不慢地还宫。

回洛阳后，孝文帝立刻把元恂逮至御前，亲手用大棒教训他。气急之下，他又令其弟咸阳王元禧代自己猛揍这个忤逆之子，打得这个大胖孩子基本不能站立，伤势养了一个多月才能起身。

喘定后，孝文帝马上于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

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冲都是太子名义上的保傅，都当廷免冠稽首表示有罪，陈说自己有训导无方之过。

孝文帝并未迁怒于人，他表示：“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元恂违反背尊，欲跨据恒朔谋逆。天下未有无君之国，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大祸。”

于是，他下诏废元恂为庶人，拘于洛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基本是一般囚犯的待遇。

这位太子爷身陷囹圄后，颇知咎悔，常常一卷佛经在手，很是归心向善。

但是，生于天家，有些过错绝对犯不得。一年后，孝文帝巡视代地，中尉李彪上奏说太子又想与左右谋逆。已经对元恂大感寒心的孝文帝不问真伪，派兄弟元禧携诏书毒酒，于河阳监所赐死元恂，时年十五。杀掉太子后，葬以粗棺常服，随便找个地方在当地埋掉。更可惜的是，元恂的母亲白死了，她儿子并没有当成皇帝。

除此以外，鲜卑勋贵穆秦、陆睿等人也不喜南伐迁都汉化之举，想拥立宗室阳平王元颐，最终都为孝文帝镇压，并未在北魏造成太大的事端和动荡。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还有不少细微之处，诸如改定官制，一洗昔日杂乱无章的鲜卑旧制，非常系统地统一了内外文武官员的职号。改定律令，废除残忍的环首、腰斩等酷刑，除去了从前北魏族诛连坐甚众的酷法，显示出孝文帝的仁德大度。

北魏孝文帝初期（其实是在文明冯太后掌权时期），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即均田制。

太和九年（485年），北魏颁布均田法。法律规定：十五岁以上，国家授给男子露田（不栽树木的田）四十亩，女子二十亩。此外，还授男子桑田二十亩，需对每家课种桑五十株，枣树五株，榆树三棵。不适合种桑树的地方，男子授麻田四十亩，女子五亩。

均田法规定，桑田可留给农民作“世业”，死后可以不归还国家，其余土地，身死时要还给国家。这些举措虽然限制了农民的自由迁徙，但保障了北魏的租调来源。

均田制制定得严密，充分照顾到田地的肥瘦、远近、宽窄等诸多因素，同时，又辅以“三长制”，强化了地方组织，搜括荫户，最终使北魏均田制的实施顺利而到位，“课有常准，赋而恒分”，不仅对当时中国北方的农业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鲜卑国家的经济结构，使得农业逐渐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加速了鲜卑王朝脱离奴隶制的过程。

一生事业 万古流芳

回溯中华历史，仔细推敲，可以发现，北魏孝文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最最关键的人物之一。正是从他开始，汉人渐渐消除了对“胡”族统治者的恶感，消除了以往中原地区最难泯灭的民族界限，使北人南化，南人北化，文治武功，源远流长。

孝文帝，如此雄才大略之主，把鲜卑种族的勃勃生机，注入至汉文明衣冠礼仪之中。由此，精粹相糅，惠及海内。大隋盛唐，皆由此肇源而出。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夏，孝文帝改革顺利进行，便又想彰显武功。他发兵二十万，直向南朝杀来。但天下事无完满，孝文帝南伐没获得多大成功，在宛城还差点被南朝南阳太守房伯玉埋伏的虎纹衣士兵暗杀掉，受惊匪浅。

左兜右转，魏军也没有占得什么大便宜。

太和二十二年（498年）秋末，南朝齐明帝崩殂，笃信儒教的孝文帝下诏称“礼不伐丧”，引兵而还。

回军途中，孝文帝因为四处征伐的劳累，忽患重疾，便赴邺城养病。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春，孝文帝还洛阳。

他不顾自己病躯未愈，一入城，就召任城王元澄入见，问：“朕离京以来，风俗有改变吗？”

元澄谨答：“圣化日新。”

孝文帝说：“朕入城的时候，见车上妇人犹戴帽，穿小袄，依旧北鲜卑的装束，如此，又怎能谓‘日新’？”

元澄回言：“穿鲜卑旧服的人少，不穿的很多。”

孝文帝语重心长：“任城王，此话怎讲！如果放任自流，满城妇人肯定都会穿回鲜卑旧服！”

元澄及留守诸官，闻言皆伏地叩首，免冠谢罪。

不久，孝文帝处理了冯皇后与太监高菩萨通奸案，幽闭冯后。

四月间，感觉自己身体有所恢复，孝文帝重新开始御驾亲征，想完成他统一中华的梦想。

行至梁城，他病势加重。不久，孝文帝疾笃，只能北还。

行至谷塘原，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孝文帝安排身后大事，他先赐冯后自尽，以防她日后垂帘称尊，淫乱国家；接着，他亲写手诏给太子元恪，嘱咐他继位后要亲任叔父元勰等人，并遗诏元澄等六人为辅政大臣。

499年丙午，元宏崩逝于谷塘原，年仅三十三岁，谥孝文皇帝，庙号高祖。

其子元恪即位，是为世宗宣武帝。

孝文帝一生，除了他迁都、改制的宏伟大业之外，个人品德方面也良善多多，史不胜书：

……听览政事，莫不从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济益……尚书奏案，多自寻省。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每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也亲为兄弟……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

史官美言，绝非虚誉！

当然，后世少数学者，尤其以明清之际的大儒王夫之为代表，从中华“正统”出发，认为孝文帝拓跋宏一切行为皆归于“伪”，其立国学、定族姓、禁胡服、载考绩、改胡姓，种种所为，“皆汉儒依托附会、逐末舍本、杂谶纬巫觋之言，涂饰耳目，是为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

王氏所说，全盘否定孝文帝改革，并诬之为“沐猴之冠、优俳之戏而已矣”。如此，汉人大儒一直以“索虏”视拓跋氏，真是太过偏激。

但是，只要想一想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亡清朝兴之时，大儒托史讽喻，不承认“索虏”正统，当是别有一番深意。

无论如何，任凭汉族学者生前身后如何“诋毁”孝文帝，他的丰功伟业绝不会泯灭无闻，且会日益为后人重视。

就史论事，元宏确为我中华大家庭中的一位赫赫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