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方唱罢我登场（二）

由于张方自己有“劫驾之罪”，怕二王和解后对自己不利，坚决表示反对。河间王便遣张方的老友郅辅以送信为名，趁张方读信时，一刀砍下这位骄横将领的脑袋。

司马颙本以为杀了张方后东海王司马越会许和退兵，但政治斗争向来是“得寸进尺”，东海王司马越继续西进。

当时携残兵驻洛阳的成都王司马颖，在洛阳也站不住脚，狼狈败向华阴。他中途听说河间王和东海王有言和之势，如九雷轰顶，不知何去何从。

两王如果讲和，成都王自己肯定会被当作牺牲品干掉。

306年5月，东海王的将军祁弘攻入关中，连败河间王司马颙的军队。司马颙本人跑入太白山中。当时百官散走，在山谷中拾采橡实充饥。祁弘军攻入长安后，部下的鲜卑军人纵情大掠，杀掉两万多人。

祁弘抢到惠帝后，拥着皇帝还都洛阳。河间王趁机夺回长安城，但关中地区都臣服于司马越，因为惠帝在司马越手中，河间王仅保有长安一城。

306年7月，惠帝回到旧都洛阳，改元光熙。

每经一次劫难，惠帝就被迫改一次年号，这也是西晋“八王之乱”的一大特色。

东海王司马越拥大军入驻洛阳后，被委任为太傅、录尚书事（实际上是自己委任自己）。并以自己的亲宗堂兄范阳王司马虓为司空，镇军邺城（司马越和司马虓两个人都是司马懿的弟弟司马馗之孙，按理讲是帝室疏宗）。他还加封进攻成都王甚有“功劳”的王浚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东夷、河北诸军事，领幽州刺史。

惶惶在外的成都王司马颖，听说东海王兄弟已经控制了京城，便想从华阴往武关方向逃跑。行至新野县，东海王已经以惠帝名义下诏搜捕。

惶急之间，司马颖也顾不上老母妻子，只和一个御车的兵士单车载着两个小儿子渡过黄河跑到朝歌，又召集了从前的属下数百人，想投奔老部下公师藩。

没走多远，范阳王司马虓属下把司马颖等人一网打尽，关在邺城监狱里。虽然范阳王司马虓幽禁他，并不想杀他。

不巧的是，范阳王忽然暴疾而死，他手下长史刘舆（大文豪刘琨之兄）知道司马颖从前一直在邺城坐镇，声名不错，怕有人再趁机劫持他生出后患，便派人假称台使，连夜称诏，赐死了司马颖。

在最后的时刻，这位年轻貌美的王爷倒很镇静。读毕“诏书”，他问监守田徽：“范阳王死了吗？”田徽答说：“不知道。”这一问一答很有意思。见有赐死自己的诏书，司马颖就猜到范阳王已死；田徽作为办公人员，也不好透露消息。

司马颖又问：“您今年多大？”田徽答：“五十岁。”司马颖问：“知天命了吗？”（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田徽说：“不知道。”

面对这位冷忍无情的坚守，王爷也无可奈何，与这样的人不可能再深谈下去，他自叹道：“我死之后，天下安乎不安乎？我自放逐，于今一年，身体手足不见洗沐，取数斗汤来！”

魏晋风度，在这么一个临死王爷身上也可窥见一斑。

司马颖两个儿子在一旁惊恐大哭，王爷知道惜死无益，怜子亦无益，挥手让人把两个小孩子带走，以免让他们看见自己的死状。洗沐已毕，他散发东首卧，自己躺倒，命田徽把自己缢死，时年二十八。很快，他两个小儿子也被杀掉。由于他人缘不错，邺中百姓哀之。

成都王司马颖，乃八王中被杀的第六位。

306年（惠帝光熙元年）12月，东海王司马越觉得惠帝没什么利用价值了，便派人于饼中置药，毒死了惠帝，惠帝时年四十八。

惠帝自登基以来，十六年来风风雨雨，多少个夜晚被人从梦中叫醒，强掖升殿，被迫书写诛杀自己姥爷、母后、皇后、皇子、皇兄、皇弟、皇叔以及多位他自己连名字也搞不清的大臣的诏书。今天被这个劫持当挡箭牌，明天被那个拉着放在军阵里炫耀，几乎没一天安生过。

终于有这么一天可以长睡过去，永远再不会有兵士用冷冷的大手于凄冷的夜晚把他从热被窝里拽出来了。

可悲的是，晋惠帝处于半傻半愚之间，知冷知热，知苦知痛，既能因司马威掰他手指而怒，也能因嵇绍血溅己衣而悲，但就是不能像常人那样有条理地行事，白白身居九重帝位。尤其他那“何不食肉糜？”的流传千古的“笑话”（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我们读之细品，只有伤悲，只有哀怜。

晋朝真正的祸乱根源，在于“武皇（司马炎）不知其子”，在于其生母杨后的妇人之仁。

惠帝安生了，天下士民也喘了口气，大家终于如释重负，热切盼望能出个好皇帝镇住天下。

惠帝崩后，司马越立惠帝二十五弟司马炽为帝，改元永嘉，是为晋怀帝。

想起还有困守长安孤城的河间王司马颙，太傅东海王司马越就以晋怀帝名义下诏，以司马颙为司徒。

司马颙接受诏命就征，与三个儿子心情复杂地坐车赶往洛阳。刚刚走到新安雍谷，东海王亲弟南阳王司马模派来的将领梁臣已率一队精兵“等候”他。问明车上确是河间王，梁臣下马，突入车中，用大手活活掐死了这位一向老谋深算的王爷。而后，梁臣又抽出刀来，三刀砍落河间王三个少年儿子的人头。

至此，八王中的河间王司马颙被杀，排名第七。

八王之中七王相继被杀，东海王司马越挨到最后，似乎是最后一个胜利者，其实他的下场也好不到哪里去。

司马越拥立怀帝后，大权独揽，首先他害掉怀帝的侄子——十四岁的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覃曾被惠帝立为皇太子，司马越怕日后这个孩子又会继怀帝后登基，所以先下手为强。不久，他又杀掉怀帝亲舅王延及大臣高韬等人，窜逐大臣苟晞。“（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

怀帝永嘉五年（310年），眼见洛阳城外狼烟四起，内不自安的司马越戎服入朝，请讨石勒，想趁此拥大兵立功以自固。他率四万精军出讨后，飞檄各州郡征兵，但“所征皆不至”。

这个时候，公利罄乏，州郡携贰，上下崩离，祸结衅深。忧惧劳顿之际，又得悉晋怀帝密诏苟晞等人要杀自己，东海王司马越兵至项城（今河南沈丘）时，忽发暴疾，死于当地。

同军而行的襄阳王司马范和太尉王衍秘不发丧，准备率军送司马越尸身还葬其封地东海（山东郯城）。

羯族首领石勒（当时为匈奴种的汉王刘渊部属）得知消息后，率劲骑追赶这群群龙无首、兵官家眷交杂的队伍，并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大开杀戒，大队骑兵像打猎一样围着数十万西晋军民发箭狂射，一天下来，晋朝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人。

石勒派兵士一把火烧掉司马越棺柩，说：“此人乱天下，吾为天下报之，故烧其骨以告天地。”

侥幸未死的西晋兵民二十多万，被刘渊另外一部将王璋一把大火烧死，至于烤熟的尸体，不少成为石勒军士的军粮。

石勒军队逮捕了太尉王衍、吏部尚书刘望等多位晋朝高官，还有襄阳王司马范、任城王司马济等六个皇族王爷。

“众人畏死，多自陈述”，王衍还劝石勒称帝。只有襄阳王司马范神色俨然，叱责诸位哀乞求生的人：“今日之事，何复纷纭？”

半夜，石勒派兵士推倒屋墙，把王衍和司马范活活压死，但他们总算保了全尸。

司马越留派洛阳的部将何伦等人闻败，慌忙拥司马越世子和他的王妃裴氏从洛阳往东海方向逃跑，城中百姓士民也紧随军人一起外逃。

他们跑到洧仓，又被石勒大军迎截，东海王世子以及皇族四十八个王爷都死于乱兵之手，东海王王妃裴妃被乱兵抢去，被奸后转卖。

311年（怀帝永嘉五年）6月，晋怀帝被匈奴人刘渊手下的汉军抓获，313年被杀，时年三十。

316年，惠帝另一个侄子晋愍帝司马邺也肉袒出降，不久被杀，时年十八。

至此，西晋灭亡。

怀帝、愍帝，都是很不错的青年干才，但“八王之乱”已经使晋朝大厦遭受难以修补的巨大裂隙，孤木难支，任谁也无力回天。

祖逖曾讲，“晋室之乱，非上无道，而民庶怨叛。由诸王争擅，自相夷灭，遂使戎狄乘虚，毒逋中土”。

晋惠帝虽昏而不虐，但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皇皇大晋，由一个愚君来统理，简直是古今无有的事情。晋武帝没有远见，所托非人，儿子不争气也罢，托孤大臣不是杨骏那样的擅权鼠辈，就是张华那样的世故老臣，以至于贾后秉国，赵王司马伦篡逆，诸王争起，亡乱终至。

“八王之乱”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大乱开始时，各种势力都是打着拥护皇权的旗号，或者“矫诏”行事，绝非像东汉末年那样赤裸裸地胡乱开打。这主要是因为晋武帝在位二十六年，皇权威力影响甚深。赵王司马伦势力如此之大，但一旦篡逆，很快就被打着迎归惠帝旗号的诸王所击败，而司马衷这个“土木偶人”恰恰可以成为各位皇族野心家手中最大的王牌，一直到306年，东海王司马越眼见傻子皇帝再无可用之处，晋武帝时代威赫皇权的余晖全然逝去，才一把毒药把他毒死。

造成西晋最终灭亡的八个司马皇族，最初完全是出于“封建亲贤，拱辅帝室”，但晋武帝没有远图，惠帝失于暗劣，执政大臣安于奢放，致使贾后擅权，八王又暗怀私心，相迭而起，煽风速祸，致使“崇国俱亡，身名并灭”。

然而，这八王的人格禀性也不尽相同。汝南王司马亮，“少清警有才用”，乱非其起，不失厚道。楚王司马玮“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是位年轻气盛，没什么政治经验的王爷，虽有挟怨私心，终为贾后杀人工具，自己也不免挨刀。赵王司马伦以叔祖之尊，昏暗愚懦，诸子皆不成器，又成为孙秀的傀儡，肆行篡逆，可以说是八王中最令人不齿的。齐王司马冏，“少称仁惠，好振施”，如果公正持平，完全可中兴晋廷，但最终为自己的野心所累，暴尸于市。长沙王司马乂“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应该说是文武全才，果断聪明，但乱世人心叵测，最终被东海王出卖，功败垂成。成都王司马颖本来在谋士卢志等人的辅佐下，扫平大逆，颇得众心，但最终他宠信宵小，不仅与堂兄齐王翻脸，又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司马乂同室操戈，遥制朝廷后，又不能当机立断，自恣其欲，最终也一条绳索搭上性命。河间王司马颙，本是司马皇室疏宗，“少有清名，轻财爱士”，晋武帝赞叹其“可以为诸国仪表”，但正是这样一个看似老成君子的王爷，先附赵王司马伦，又与齐王司马冏共攻赵王，再与成都王司马颖攻打长沙王司马乂，其部将张方更是残酷无比，劫持惠帝车驾，祸害京都洛阳，乘东海、成都二王交恶，他又浑水摸鱼，把惠帝劫至长安，软禁成都王，完全成为当时诸王混战的祸头，虽有如此城府，最终仍不免被人活活掐死。东海王司马越也是晋室疏宗，“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司马越临危出卖同盟者长沙王，再与成都王翻脸，又攻击河间王，并毒死晋惠帝，虽最终能成为“八王”中不被砍头的王爷，但尸骨未寒，被石勒的一把大火烧成灰烬，世子死于刀剑之下，妻子惨遭乱兵轮奸变卖，下场也可嗟叹。

“自惠皇失政，难起萧墙。骨肉相残，黎元涂炭，胡尘惊而天地闻，乱兵接而宫庙堕，支属肇其祸端，戎羯乘其间隙，悲夫！”

倘使晋武帝的后继者为一平庸守业常主，所有这些王爷大可以善始善终，拱列晋室。即使哪个怀有狼子野心，在大一统的皇权下面也只能做太平顺王。

晋武帝时代另一措置失当之处，就是裁撤大批州郡士兵。当然，裁兵的初衷不错，根据西晋的《占田法》，这些退伍士兵可以分得一份土地从事劳作，不仅保障了自己的衣食，还可以给国家上缴租调。但是，州郡兵力减弱，真正有重大事件发生，比如有宗室拥兵叛起，或者边陲少数民族构乱，邻近州郡当然会束手无策，只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侵占。当时尚书仆射山涛劝谏武帝不要解除州郡武备，但正陶醉于“大一统”胜利中的晋武帝根本听不进去，认为州郡养兵费钱费力又无产出，下诏严命裁兵。

恰恰是“忘战必亡”，武帝死后不久即成祸乱满天下的现实。试想，大郡才有武吏百人，小郡才有武吏五十人，如此的“偃武修文”，晋武帝的谋浅和短视何其甚也！

此外，西晋初期大封同姓诸王，也并非“八王之乱”的真正导火索。细心考究西晋制度，可以发现宗室诸王在封地上没有什么治民的实权，王浑上书谏劝晋武帝不要派齐王司马攸“之国”时就指出：“……今出（齐王司马）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诸王治地，“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真正招致诸王能有力量相继起兵为乱的原因，其实是武帝后期赋予他们专镇一方的威权，诸如楚王司马玮镇荆州，淮南王司马允镇江、扬州，汝南王司马亮镇许昌，等等。惠帝继位后，赵王、河间王等人又相继坐拥关中重镇，成都王坐镇邺城，齐王司马冏坐镇许昌。诸王带兵日久，幕府人杂，问鼎之心于不知不觉中悄然滋长，最终导致他们纷纷而起。

西晋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亡于农民起义的少数几个政权之一。虽然经学的衰落，玄学、佛教的兴起和少数民族内迁成为西晋政权削弱的重要干扰来源，但其真正的灭亡原因，则是八王互攻而造成的内部混乱和崩塌。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进步的事业必须被进步所取代。”

福兮祸兮，虽然西晋的灭亡造成了一百余年间中国南北方极大的社会动荡，各个政权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也在中国历史上达成破天荒的头等大事：中华民族第一次在与各民族的“兄弟之战”中最大限度地加速了民族大融合，胡族文化涤荡冲洗了汉族原有文化中的糟粕和余渣，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添加了新鲜的活力因子，并为日后隋、唐的大一统奠定了丰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积淀。

纷乱大伪之世，却生出那么多英雄、豪杰、骚客、奸雄、懦夫，共同合演了一场盛大的世间戏。台上戏是先离后合，与台上之戏不同，世间戏却先合后离，辛酸处处，血迹斑斑。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世纪，也是怀疑的世纪；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上天堂，我们直落地狱……”——英国大文豪狄更斯这一段话，形容“八王之乱”前后的西晋社会是再恰当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