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节 身后百年（2）

开元二十七年，章丘兼琼为陈子昂雪冤，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详细讲到过，不再赘述。这里补充一个后人对此事的反应：“其后贼简为州牧所杀，简自谓无罪，牧曰：‘陈子昂何罪？’呜呼！可为天下古今之忠义雪愤矣。”这是清人陈一津的叙述。在这段叙述中，对于段简被正法产生的那种大快人心的感觉是很明显的。

大历六年，剑南东川节度使、梓州刺史鲜于叔明建故右拾遗陈公旌德碑，碑文由曾任监察御史的赵儋撰写。这篇碑文详细叙述了陈子昂生平，并对其子孙情况作了记载，指出陈子昂“葬于射洪独坐山”——这大概是当时采访陈氏后人、乡民所得。文末记述了鲜于叔明的一段话，有云：“拾遗之文，四海之内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言殁而不朽乎？”为我们介绍了陈子昂诗文在大历年间的接受情况。

以上是陈子昂去世后百年内与之相关的一些事迹。接下来我们简述一下其身后百年人们做出的各种评论。

一方面，卢藏用作的“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这两个评价，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同。王泠然说陈子昂“真可谓五百年挺生矣”。李白说：“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麒。”将鲍照、陈子昂比喻成麟凤。魏颢说：“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扬雄，降有陈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李华说：“近日陈拾遗子昂文体最正。”李舟说：“天后时，广汉陈子昂独泝颓波，以趣清源，自兹作者稍稍而出。”独孤及说：“至则天太后时，陈子昂以雅易正，圆者浸而向方。”梁肃说：“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如此等等，都是盛赞陈子昂诗文的文学史价值。

另一方面，也有少许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反对意见。比如李阳冰说：“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李阳冰所说的“公”，是李白。李阳冰认为卢藏用以“天下质文，翕然一变”来形容陈子昂诗文的影响，过于夸张，不合事实，实际上颓靡之风依旧存在，要等到李白出来以后，才真正扭转过来。颜真卿也说：

卢黄门之序陈拾遗也，而云：“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若激昂颓波，虽无害于过正；榷其中论，不亦伤于厚诬！何则？雅郑在人，理乱由俗。桑间濮上，胡为乎绵古之时？正始皇风，奚独乎凡今之代？盖不然矣。

颜真卿指出，卢藏用所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如果从挽救颓波的角度来说，不算太过；如果从适中评价的角度来说，就显得有些矫枉过正甚至虚妄不实了。颜真卿认为诗歌是正声雅乐还是郑卫之音，关键看写诗的人和当时的社会风俗。“桑间濮上”，就是郑卫之音，“正始皇风”，就是有益于王道教化的正声雅乐。颜真卿质问道：“郑卫之音，远古时代不也有吗？正声雅乐，难道是陈子昂之后才有的吗？”言外之意，即说任何时代都有靡靡之音，任何时代也都有正声雅乐，卢藏用的描述过于绝对。与颜真卿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皎然：

卢黄门《序》……又云：“道丧五百年而有陈君乎。”予因请论之曰：司马子长《自序》云：“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五百岁而有司马公。”迩来年代既遥，作者无限。若论笔语，则东汉有班、张、崔、蔡；若但论诗，则魏有曹、刘、三傅，晋有潘岳、陆机、阮籍、卢谌，宋有谢康乐、陶渊明、鲍明远，齐有谢吏部，梁有柳文畅、吴叔庠。作者纷纭，继在青史，如何五百之数，独归于陈君乎？藏用欲为子昂张一尺之罗，盖弥天之宇，上掩曹、刘，下遗陶谢，安可得耶？

皎然指出，卢藏用为了拔高陈子昂的地位，对历史进行笼统描述，掩盖了陈子昂之前五百年间众多优秀的作者。这样的批驳，自然有道理。但是，皎然自己也引用了一段司马迁的话，这段话正是以五百年为单位对历史进行笼统描述的。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提到过，陈子昂本人也习惯动辄以几百年为单位的叙述方式。现在，我们又发现司马迁、卢藏用、王泠然、魏颢等人都用了这种叙述方式，那么，我们就得考虑一个问题，这是不是一种叙事传统？很明显是。韩愈有云：“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讲的是“传道”的问题，道是由尧传给舜，由舜传给夏朝开国君主禹，由禹传给商朝开国君主汤，由汤传给周朝开国君主周文王、周武王及开国功臣周公，再由西周初年的这些圣贤传给春秋时期的孔子，由孔子传给战国时期的孟子。我们会发现，“道”的传递者与接受者之间，都隔着几百年的跨度，显然不符合事实。这样的叙述模式起源很早，比如孟子就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们可以借用朱熹提出的“道统”概念，将这种叙述模式背后的观念称为“道统史观”，即真正接起“传道”任务的人才能被也应该被放到这个序列中来，不管他与前者、后者存在多长的时间跨度。陈子昂持这种“道统史观”，所以他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又说：“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卢藏用也是持这种“道统史观”，所以他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而且，我们会发现这种叙述模式有一个“秘密”：时间跨度越长，越能体现最后这个“传道”之人的重要性。我们当然可以像皎然一样，批评这种“道统史观”下的叙述方式过于笼统，掩盖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批评的前提，是要先充分理解这种叙述方式。

最后，我们要单独提一下杜甫的造访。除了陈子昂的朋友如卢藏用，陈子昂去世后的一百年中，大家对他的评价大多是“冷静”的。而杜甫，这位多愁善感的伟大诗人，提到陈子昂，评价陈子昂，都是动了感情的。这或许有其祖父的关系，因为陈子昂与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同属“方外十友”，交情颇深，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也分析过陈子昂的《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

宝应元年七月，身在绵州的杜甫得知一位朋友将去梓州上任，于是嘱咐他说：“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当年冬日，杜甫亲自来到射洪金华山，凭吊了陈子昂读书时的学堂遗址，写了一首《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其末云：“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杜甫看着眼前的学堂石柱倾斜，青苔满地，荒芜残败，不禁悲从中来。他的这种“悲”，是感慨雄才陈子昂身后的凄凉。据说这首诗杜甫曾经手书，后来刻成石碑，伫立在金华山上，我们现在还能看到早期石碑的拓本。在金华山凭吊完陈子昂后，杜甫又去了涪江河对岸的武东山，寻访了陈子昂故居，写下了《陈拾遗故宅》一诗。这首诗我们已经在第二章第二节讲过，此处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