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节 构宇西山（2）

……生长在一个空寂的没有人的山林之中，你美好的资质得到过人的欣赏没有？你发生过什么作用？没有，你白白地开了，又白白地谢了。

这种“生命共感”，是古今中外永恒的话题。战国时期的屈原曾“哀众芳之芜秽”，英国的现代主义画家弗朗西斯·培根也说：“玫瑰开时很美，但几天后就会凋谢、死亡、腐朽。所有的生命都一样残暴无情。”正因为陈子昂在这首诗中传递的是一种“生命共感”，所以我们今日读来依旧会感动。这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层面的“寄托”。如果我们再举一个无“寄托”的例子，就会更加明白陈子昂的“寄托”。比如陈子昂的好友杜审言有诗云：“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这四句诗生动地描写了早春游望时目之所见的景象，可是除此之外，它没有蕴含什么深刻的思想内容。杜审言诗句所写，只有文本描述给我们的现象，而不存在文本之外的隐喻；陈子昂的诗句，也是用文本描写了一个现象，但这个现象，明显有着文本之外的隐喻。钟嵘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比兴，就是用文本之内的东西隐喻文本之外的东西。诗作要表达的意并不局限于文本表面，所以“意有余”；不仅仅是描绘物象，而要凭借这个物象来隐喻作者的“志”。简言之，即诗歌要有所寄托。这一点，从陈子昂《感遇》这首诗，可以深刻地体会到。

圣历二年二月，陈子昂又遇到了侍御史冀珪、司议郎崔泰之。三人一起把酒倾谈，狂欢了一个通宵。陈子昂写有《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二使》《赠别冀侍御崔司议》两首诗，均有序言详述原委。陈子昂在其中一篇序中说：“进不忘匡救于国，退不惭无闷在林……夫达则以公济天下，穷则以大道理身。嗟呼！子昂岂敢负古人哉？”这段话与《无端帖》《喜马参军相遇醉歌》诗序一样，表现了陈子昂进退两难之困境。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一段古人的话作为自己退隐山林的依据，那就是孟子所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陈子昂也在《喜遇冀侍御珪崔司议泰之二使》一诗序言开端描述了他归隐后的生活：“余独坐一隅，《孤愤》《五蠹》，虽身在江海，而心驰魏阙。”我们之所以说陈子昂现在陷入仕隐两难的困境，而不是安心归隐，原因就在这里：他是身在山林，心里仍然想着“魏阙”即朝廷的事儿。但是现在既已辞官，魏阙之事，也无法像之前那样参与或者谏言了，那怎么办呢？读书。读《孤愤》和《五蠹》——它们是《韩非子》一书的篇名，按照唐人司马贞的说法，“孤愤，愤孤直不容于时也；五蠹，蠹政之事有五也”，陈子昂读它们的意图就很明显了。他还是关心国家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想要为之寻求解决之道。除了阅读《韩非子》，陈子昂还大量阅读史书，并且有一个宏大的著述计划：“尝恨国史芜杂，乃自汉孝武之后，以迄于唐，为《后史记》。”陈子昂对《史记》之后的史书都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卢藏用只说了一个“芜杂”。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芜杂”：第一，《史记》的宗旨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从中发现并找出宇宙历史变迁的规律，《史记》之后的史书编纂都失去了这个宗旨；第二，本传第二章第三节提到过，陈子昂读书的目的是“原其政理，察其兴亡”，汲取历史经验，从而为现实政治服务，《史记》之后编纂的史书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所以，陈子昂自己要编纂《后史记》，是想以述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已经在陈子昂的谏书、诗文中看到他多次以历史典故作为论证资源，来批评时政，借以阐述他的政治主张。不过这些谏书、诗文还是以时政问题为主，偶尔引及历史；《后史记》则是想以历史脉络为主，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引出自己的政治主张。陈子昂的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实施，应该可以与后来宋代编纂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资治通鉴》媲美。只可惜“纲纪粗立，笔削未终”，圣历二年七月七日，陈子昂父亲陈元敬去世，编纂《后史记》之事也就搁置起来，“其书中废”。但从陈子昂编纂《后史记》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寻找另一种途径继续实践他的政治主张，这条途径就是著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他所言“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也就更容易理解了。陈子昂曾在《感遇》一诗中说：“众趋明所避，时弃道犹存。”大家都不理解我，但我不能就此随波逐流改变自己；整个时代都抛弃我，但是“道”是永恒不变的啊，它不会因为没有人用它就不存在了。陈子昂虽然在现实的仕隐选择上处于两难境地，甚至对自身价值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但他依旧相信“道”是存在的。他虽然不再为官，但他还是要让这个被世人所弃的“道”显现出来。因此，他要继续作诗，并且编纂《后史记》；也因此，诗歌一定要有比兴寄托，史书编纂一定要“原其政理，察其兴亡”。

与此同时，他也应乡民之请，撰写了一些地方官员的碑文，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陈子昂在碑文中一方面赞美这些地方官员的政绩，一方面也揭露、讽刺、抨击时弊，表现人民的痛苦，不粉饰太平，雕琢为文——相比于“初唐四杰”所写的碑文，这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