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节 受诬入狱（1）

如果我们读卢藏用为陈子昂写的传记，或者是《新唐书》卷一〇七《陈子昂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拜右拾遗。子昂晚爱黄老之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诣。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

擢右拾遗。子昂多病，居职不乐。

两种传记皆记载陈子昂在擢升为右拾遗后，即开始消沉。消沉的表现，是“默然不乐”，“有挂冠之意”，即意欲辞官；陈子昂“晚爱黄老之言”，也可以说是其消沉的表现，因为“黄老之言”即提倡无为避世的道家哲学。消沉的原因，是“子昂多病”。确实，我们在本章第二节讲到过，陈子昂归蜀守丧时曾大病了一场，产生过避世的想法。但我们也说，这只是一个病人的胡思乱想，并不是陈子昂真的想要避世。如果真的想要避世，他本来是辞官守丧，也就没有必要再一次回到洛阳；回到洛阳之后，也不必再一次上书谏言措刑，不必对武则天崇佛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感到愤怒，也不必逆武则天的意愿、逆当时的舆论，去提议如何正确处理一个与自己毫无关系的案子。可见，擢升右拾遗后，陈子昂的政治热情依然如故。那么，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什么事件影响，陈子昂就开始消沉了呢？

1935年，《国学季刊》第5卷第2期发表罗庸先生《陈子昂年谱》一文，这是我们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份陈子昂年谱。年谱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传记体裁，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一生的事迹。老一辈学者做学问都重视年谱的编纂，因为只有按时间顺序搞清楚一个人一生的行迹，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个人，也才能将其作品精确地放到其生平坐标系的某个点上，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作品。罗庸先生在昆明五华书院讲文学史导论课时就曾说过：“假如我们执偏概全，以一诗一文来论一个作家的生平，结论一定是错误的。所以，治文学史在取材的时候，一定要先加一番整理的工作，为作家作成年谱，把他的作品比次先后，断语才会精确。”胡适先生也曾说过：“‘年谱’比中国式的‘传’好得多！”因为相比于普通的传记，年谱的精确度更高；传记对某些事情、某些作品的年份可以不闻不问，模糊过去，年谱则要将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作品都归到某一个具体的年份。所以，罗庸的《陈子昂年谱》虽然因其是开创之作而不尽完善，但其对陈子昂生平许多前人未曾注意、囫囵吞枣的地方，都做了比较清晰的考辨。其考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陈子昂曾“坐逆党陷狱”的事实。他的理由主要有两个：第一，陈子昂有一篇《谢免罪表》，说自己“误识凶人，坐缘逆党”，然后被免罪的事儿，其《祭临海韦府君文》也说自己“置在丛棘，狱户咫尺”，可见其因逆党的案子而被捕入狱的事实；第二，从长寿三年春起，到天册万岁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陈子昂没有一篇诗文，大概就是由于这段时间正在狱中。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陈子昂会消沉，会“居职不乐”。

但是，陈子昂具体因为什么样的“凶人”和“逆党”被捕入狱，入狱的具体时间如何，我们都无法准确得知。从他屡屡谏言揭露、指斥朝政弊病的行为可以推想，其平日里得罪的人应该不少。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前面所讲陈子昂的奏疏，就会发现他批评的对象包括了各个层级的人：最高统治者武则天、武则天的亲信、酷吏、无功受禄的臣子、征战的将军、出使的官员、底层的县令……陈子昂如此有“作为”，在明争暗斗的朝廷中，获罪在所难免，不获罪才是奇迹。

天册万岁元年十二月，陈子昂出狱后，向武则天呈奏了《谢免罪表》，其中说道：

臣巴蜀微贱，名教未闻。陛下降非常之恩，加不次之命，拔臣草野，谬齿衣冠，臣私门祖宗，幽显荣庆，岂止微臣一身而已！臣宜肃恭名节，上答圣恩，不图误识凶人，坐缘逆党，论臣罪累，死有余辜，肝脑涂地，不足塞责。陛下弘慈育之典，宽再宥之刑，矜臣草莱，悯臣愚昧，特恕万死，赐以再生。身首获全，已是非分；官服具在，臣何敢安？臣若贪冒宠私，颜恩造，复尘旧职，以玷清猷，蝼蚁微心，实惭面目。臣伏见西有未宾之虏，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诛，未息边戌。臣请束身塞上，奋命贼庭，效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庶陛下威命，绥服荒夷，愚臣罪戾，时补万一。若臣获死锋镝，为厉犬羊，古人结草，实臣恳愿。不胜大造再生荷戴之至。

陈子昂在表文中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认错：“我是靠着陛下您的恩典，才从一介草民，成为朝廷官员。我本来应该辛勤工作、洁身自好，以报答陛下的圣恩，没想到却结交了不该结交的人，与‘逆党’有关联。犯下这样的大罪，我是死有余辜，就算肝脑涂地也不足以洗清我的罪责。”第二层意思，谢恩：“陛下想着我是草野之民，怜悯我的愚昧，于是赦免了我的罪过，让我得以重生。不仅保全我的性命，还让我官复原职，如此宏大的圣恩，让我内心感到惶恐不安。”第三层意思，补救措施：“面对圣恩，深感惭愧。直接官复原职，实在心有不安。西北边疆尚未安宁。我请命出塞从军，为陛下贡献一份力量。如果有赖陛下的威望，平定了边疆，那么我的罪过就弥补了万分之一。如果我不幸战死沙场，也算是报了陛下的圣恩。”

可以看出来，陈子昂的《谢免罪表》写得非常诚恳。陈子昂之前对于刑罚的谏言，都是出于其观察；而这一次，他亲身体验两年牢狱生活，想必对面目狰狞、声色俱厉的酷吏狱官，认识得更加清楚了。陈子昂读过《史记》，应该知道西汉开国大将周勃入狱后所说的那句话：“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陈子昂写有“何惊狱吏尊”这样的句子，就是用周勃的典故。在疆场搏杀、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将军周勃都受不了狱卒的欺凌和折磨，古代监狱的情况可想而知。曾经也从过军的陈子昂从狱中出来以后，大概会产生与周勃同样的感觉。所以，他出来以后请命再次从军，不妨看作他对狱中生活仍旧感到后怕的一种表现。那么，《新唐书》说陈子昂“居职不乐”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多病”，则多半是归蜀守丧时所患的旧疾加上狱中所受的折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