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节 条上利害（1）

文明元年九月，武则天以自己的年号临朝称制，改睿宗文明元年为武则天光宅元年。年号是皇帝专有，作为皇太后的武则天建元光宅的举动，实际上已经昭示她在行使皇帝的特权。她不废除睿宗的帝号，仅仅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万一朝臣反对激烈，自己尚有回旋的余地。改元的同时，武则天还对旗帜、朝服、官名、官署名称等也做了改变。比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改名为凤阁、鸾台、文昌台。陈子昂的官职麟台正字，也是这次才改的。麟台本名秘书省，龙朔二年改名兰台，咸亨元年恢复旧名，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名麟台。麟台下设正字四人，负责校订典籍、正其文字。所以，严格说来，陈子昂在文明元年五月以前得官，其时尚应称为秘书省正字。卢藏用《陈氏别传》写在陈子昂去世以后，当时秘书省早已改为麟台，卢氏追述往事，误以时行官名称之，后世也随之讹传。我们前面引用过陈子昂《〈麈尾赋〉并序》所云“甲申岁，天子在洛阳，余始解褐，守麟台正字”，这句话里的官名“麟台正字”，《文苑英华》卷一〇八、《全唐文》卷二〇九均作“秘书省正字”，也可以说明问题。但是，讹传已久，且陈子昂任秘书省正字后不久即改名为麟台正字，麟台正字为其一生之重要标签，即所谓“麟台正字垂拱臣”，故本传上一节为了叙述的方便，就按卢藏用《陈氏别传》等文献所载，径称其为麟台正字；现在讲到武则天大改官名一事，也就顺便一提，让读者知晓这个情况。另外，武则天还“改东都为神都”，意味着“大唐帝国的东都洛阳再也不是国都长安的陪都了，此举反映了太后决心将政治中心从长安转移到洛阳，准备一切从头开始的思想”。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对长安、洛阳利弊的分析，或许起了一定的作用。

武则天一系列“越轨”的举动，引起了一部分唐王朝宗室和大臣的不满。英国公李勣之孙李敬业等人被武则天贬官，“会于扬州，各自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打着匡复被贬为庐陵王的废中宗李显的旗号，十余天内，拼凑起十余万兵马，公开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与他们一起共事、号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还写出了传诵一时的《代李敬业以武后临朝移诸郡县檄》，历数武则天的种种罪状，将之描写为“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的妖后，又将李敬业塑造成“爰举义旗，誓清妖孽”的英雄，鼓动天下之人“共立勤王之师，无废旧君之命”。从文学角度看，这是一篇辞采瑰丽、气势磅礴的骈体佳作，据载武则天在洛阳见此檄文，读到“一抔之土未干”时，便急忙询问身边人：“这是谁写的？”听说出自骆宾王之手后，武则天惋惜地说：“宰相真是失职啊！朝廷竟然没有好好地任用此人。”武则天这边，则是命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道大总管，率领大军三十万讨伐李敬业，十一月，也就是李敬业起兵尚不足两月时，这场被骆宾王鼓吹为“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的武装事变就被平息了下来。陈子昂曾如此形容这次动乱：“扬州构祸，殆有五旬，而海内宴然，纤尘不动。”

除了李敬业的举兵反对，朝堂上亦有大臣对武则天的做法表示不满。对于这一类人，武则天的做法是毫不犹豫地杀之。最为典型的是中书令裴炎。武则天听从其侄子武承嗣的建议，“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据《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武则天此举明显又是在行使天子特权，故裴炎出来劝谏：“太后您以皇帝之母的身份临朝，就应该向天下展示自己的公心，不可以因私心而过分地为自己亲人谋利。难道您忘了汉代的吕后就是因偏私外戚而失败的吗？”武则天对裴炎说：“吕后是因为以朝政大权委任活着的亲人，我现在追尊的不过是去世的先人，有何不可呢？”裴炎回答道：“这种事情就应该防微杜渐。”毫无疑问，这个上半年还支持武则天废黜中宗李显的宰相，现在在临朝称制这件事上站到了武则天的对立面，引起了武则天的反感。李敬业举兵之后，武则天问裴炎对策，裴炎却趁机让太后还政于睿宗，说如此李敬业他们就再无起兵的借口，叛乱自平。这下彻底惹恼了武则天，裴炎以谋反的罪名被下狱。刘景先、胡元范等人认为裴炎不可能谋反，还以十分确切的口吻向武则天谏言：“我们敢断定裴炎没有谋反。如果他算谋反，那我们都可以算谋反了。”武则天说：“我知道裴炎确实谋反了，我也知道你们没有谋反。”何磊先生曾指出，“谋反”在古代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开反对皇朝的武装叛乱，二是不同意皇帝对某一问题的处理。李敬业属于前者，裴炎属于后者。当然，裴炎的问题还有一个复杂之处：是站在哪个“皇帝”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裴炎力主武则天还政于睿宗，对无实权的睿宗而言是忠心，对有实权的武则天而言则毫无疑问是“谋反”。所以，裴炎的命运不可更改，不久后即被斩于都亭。

而且，自从扬州叛乱发生以后，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又“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于是“盛开告密之门”。武则天让驿站为告密者提供交通、食宿之便，亲自召见告密者，告密内容如果有用则授官，如果不实也不予追究。

“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一个叫索元礼的胡人因告密而被擢为游击将军，负责审查办理相关案件。索元礼生性残忍，往往审查一人便能牵连出几十上百人，因此得到武则天的重用。周兴、来俊臣等人纷纷效仿，“专以告密为事”，形成了酷吏政治的风气。他们为了逼出自己想要的口供，设置了种种凶狠毒辣、惨无人道的刑法，“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来俊臣甚至还与人一起编出了《罗织经》这样的“教材”，专教酷吏如何“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武则天认为这些做法是忠于自己的表现，因此更加宠幸和重用酷吏。但是朝廷内外却十分畏惧这帮酷吏，认为他们的凶狠甚于吃人的虎狼。确实，酷吏横行造成了不可胜数的冤案，“无辜民众，被株连者不下万千，非止残杀李氏宗支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