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如圭如璋

仪凤三年，陈子昂20岁，按照习俗，要由长辈取一个字。取字的原则是名字相协，即名与字要具备一定的关联性，而且最好是典籍上的关联。比如陈子昂的好朋友、初唐著名书法家孙过庭，名虔礼，字过庭，即典出《论语·季氏》：“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孔鲤快步经过父亲孔子所在的厅堂，受到孔子的教诲，明白了学礼的重要性。因此，“过庭”“趋庭”等词，被用来代指接受尊长尤其是父亲的教育；而在这个典故里，教育的内容就是“学礼”。“虔礼”与“过庭”的关联就在这里。

陈子昂的堂弟陈孜与陈子昂同岁，故而也是这一年由长辈取字。据陈子昂的记述，陈孜字无怠。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孜孜不倦”，实际上也有一个词叫“孜孜无怠”，最早见于《尚书》。《尚书》版本问题极为复杂，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尚书》，只有《君陈》一篇中有一句类似的话：“惟日孜孜，无敢逸豫。”但比陈子昂略早的著名经学家孔颖达曾说《尚书·泰誓》中有“孜孜无怠”一语，更早的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也说《尚书》的《周书》里有这句话，可见“孜孜无怠”确实出于《尚书》某一篇。所以，陈孜字无怠，典出《尚书》，意思是勤勉努力、毫不懈怠，寄托着长辈们对他人生行事的期望。

陈子昂的字叫伯玉。名里面的“子”是男子美称，字里面的“伯”是长幼排行，只算是衬字，不必过多纠结；那么，具有实在意义的“昂”和“玉”有什么关联性呢？一般认为，它们的关联在于“玉很昂贵”，即《礼记·聘义》所云“玉之寡故贵之也”。这似乎是有理有据，但总让人觉得怪怪的。名、字都是有寓意有寄托的，如果陈子昂字伯玉取义于“玉很昂贵”，那么，陈子昂的长辈们在陈子昂名字中寄托了什么样的期望呢？恐怕很难做出合理解释。

其实，陈孜字无怠，寄托了长辈们对陈孜人生行事应当勤勉不息的期望，陈子昂字伯玉，也寄托着类似的人生行事方面的期望。中国古代有一种比德传统，玉石光洁温润，人们便将玉的品质与君子的品质联系起来，玉成为德的化身。唐代人的名字中用“玉”，主要也是反映人们对高尚道德的普遍敬仰和追求。人们看重的是玉之德，而不是玉之价。

典籍中从品质、德行方面将“昂”“玉”关联起来的，是《诗经·大雅·卷阿》：“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闻令望。”此处“卬”是“昂”的古字，有些《诗经》版本直接就作“颙颙昂昂”；圭、璋都是玉器。按照陈子昂时代最为流行的解释——汉代学者毛亨、郑玄的传笺，“颙颙”是形容体貌的温和敬顺，“卬卬”是形容志气的高洁明朗，这种人就“如玉之圭璋也”，既有好的声誉，也有好的威仪。今人程俊英的翻译比较符合这种解释，可以帮助我们更加顺畅地理解这句诗：“贤臣肃敬志高昂，品德纯洁如圭璋，名声威望传四方。”陈子昂的长辈们受《卷阿》这句诗的启发，由“昂”联想到“玉”，为之取字伯玉，寄托了他们对陈子昂个人修养与人生成就方面的殷切期望。

陈子昂取字伯玉之后，就算成年了。而就在他成年的这一年，朝廷中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按照当时的信息传播水平，估计远在蜀中的陈子昂也不会知道这件事。这一年九月，太学生魏元忠向高宗皇帝上书，重点谈论抵御吐蕃之策，但其开篇第一句话却是文武并提：

理国之要，在文与武。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言武者则以骑射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于理乱哉？

魏元忠指出，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文”和“武”。而当今这两件事都存在方向性的大问题：在“文”的方面，大家追求的只是辞藻华丽，而不关心内容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在“武”的方面，大家追求的也是细枝末节的骑射技术，而不关心大的战略战术。他这里所谈的两件事，以第一件事与本传的关系甚密。

“辞华”与“经纶”的辩证关系，一直是文学史上的关键问题，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过相关讨论。“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提出的“美”与“善”的辩证关系，实际上就是“辞华”与“经纶”的辩证关系。孔子又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与“质”，其实也相当于“辞华”与“经纶”、“美”与“善”。辞华、美、文，属于创作形式的问题，是对作品艺术性的规定；经纶、善、质，属于创作内容的问题，是对作品思想性的规定。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中，这两者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本末关系：经纶、善、质等具有思想性的内容是本，辞华、美、文等具有艺术性的形式是末，本末关系是很明确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巧言令色，鲜矣仁”，过分强调作品的艺术性，无疑会对作为“本”的思想性有所妨害。而文学发展到六朝时，就出现了这种“损本逐末”的现象：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这种追求“辞华”的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所以魏元忠在向唐高宗谏言时会指出“今言文者则以辞华为首而不及经纶”。实际上，魏元忠不是首次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们上面所引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从题目可以看出来，李谔就是在向隋文帝谏言要革除片面崇尚“文华”的风气。李谔、魏元忠等人的这种论调，被美国学者宇文所安统称为“对立诗论”。企图矫正现实弊端的“对立诗论”虽然出现，但并未产生太大的作用，追求“辞华”的风气在时间和空间中肆意地弥漫，其最为著名的代表就是“宫体诗”：

宫体诗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的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我们该记得从梁简文帝当太子到唐太宗宴驾中间一段时期，正是谢脁已死，陈子昂未生之间一段时期。这其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

这里需要简单区分一下几个概念：宫体诗、宫廷诗和齐梁体诗。闻一多将“宫体诗”界定得很清楚：“宫体诗”是“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起于“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一直蔓延到初唐。史载梁简文帝萧纲年轻时“雅好赋诗……伤于轻靡，时号‘宫体’”，“轻靡”一词很好地概括出了宫体诗的风格。那么，“轻靡”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解释说：“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文辞浮华，内容空洞，没有根基，轻飘飘的，就是“轻靡”——也就是孔子所谓的“文胜质”，魏元忠所谓的“以辞华为首”。“轻靡”的风格是宫体诗、宫廷诗、齐梁体诗三者的共同特征。三者的区别在于范围不同：宫体诗主要是写宫廷艳情的；宫廷诗则是写宫廷生活的，艳情自然包括在内，但还包括宴会、颂圣等内容；齐梁体诗范围更广，凡是那个时代产生的具有“轻靡”风格的诗，无论是否与宫廷有关，都叫齐梁体诗。

总之，“轻靡”风格空间上横向溢出了宫廷范围，时间上纵向延续到初唐时期。如闻一多所说，在陈子昂出生以前，“轻靡”风格的宫体诗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其实就连陈子昂自己，也曾受到过这种“轻靡”风格的影响，比如他在长安、洛阳“历抵群公”之时，就写过不少“轻靡”的作品。但陈子昂在唐诗史上又确实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力。这就需要我们对他的诗歌有个全面的了解，才能知道他如何在时代潮流中突破时代的限制，成为诗歌史上的一座丰碑。

那就从他出蜀入京时所写诗歌讲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