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他早年是一个“驰侠使气”、喜欢射猎博弈的富家子弟，具有豪侠浪漫的性格。十七八岁时，才开始专精读书，数年之间，遍览经史百家。文明元年二十六岁时举进士，上《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得到武则天的赏识，拜为麟台正字，后迁右卫胄曹参军、右拾遗。圣历元年，四十岁的陈子昂归故里隐居；两年后，即圣历三年，陈子昂受射洪县令段简迫害，死于狱中，享年四十二岁。

陈子昂的一生不算太长，却有着跌宕起伏的经历。除了十七八岁那次转变，他两度科考，两度从军，两度入狱。可以说是幸运，也可以说是不幸，他身处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女皇武则天临朝称制、称帝。他的仕途伴随着武则天的赏识而开启。武则天第一次召见他时，便称赞说：“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伟曜。”他满怀“论道匡君”“以义补国”的政治热情上书言事，遵循着“先本人情而后化之”的纲领，从基本人情出发纵论时事，对吏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希望能由此达到“太平之化”。不过在当时，陈子昂提出的这些主张并不完全符合武则天的需要，也就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现在看来，陈子昂的大部分主张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据彭庆生先生统计，《资治通鉴》引述陈子昂和狄仁杰的奏疏皆多达六处，为同时期诸臣之冠，即可见后世史家对陈子昂政论的重视程度。

陈子昂也是文论史、文学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物。诗歌发展到六朝时期，出现了形式大于内容的弊病，诗人们忽略了内容的充实，而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用陈子昂的话说，就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初唐时期，陈子昂早年“行卷”之时参加各种宴会也写过类似的诗歌。但他很快便认识到这种诗歌形式的华丽死板、内容的空洞无聊，他在给时任中书令薛元超的书信中即表明了自己不满于“迹荒淫丽，名陷俳优”的“文章薄技”，反对玩弄笔墨的游戏。后来在《修竹篇》一诗的序言中，他更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反对齐梁而提倡“汉魏风骨”“正始之音”“兴寄”“风雅”。他也揭示了理想的诗歌风格：“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的诗歌，才可以达到“洗心饰视，发挥幽郁”的作用，即涤除机心、净化心灵、抒发内心深处的忧愤。

陈子昂大部分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的理论主张。《感遇》三十八首就是代表作。这组诗有的感慨时事、讽刺现实，有的感怀身世、抒发理想，以五言古诗的形式承载了陈子昂的人生际遇。他的诗歌大部分是五言古诗，这是他学习汉魏风骨的一个重要表现。现在我们也能看到陈子昂写作过少量的五言律诗，其中不乏精品，比如《白帝城怀古》——元代的方回评点这首诗时就指出陈子昂是“唐人律诗之祖”。另外，陈子昂的散文尤其是碑志文创作，也值得我们注意。岑仲勉先生即说陈子昂“大致能恢复古代散文之格局”，因此“唐文起八代之衰，断推子昂为第一”。

陈子昂的这些成就，可以用杜甫的一句话来概括：“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陈子昂的“忠义”，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对某个统治者的“愚忠”。这种“忠义”，如前所说，关乎最基本的“人情”，陈子昂的一切政治主张均由此出发。而他的文学主张又要求他创作出的诗歌能够反映他所处的社会、所具的思想，因此他的“忠义”虽然没有产生现实效果，却因《感遇》等诗篇的流传不衰而具有永恒性。陈子昂在人生的最后两年还想通过撰写《后史记》的方式进一步向世人展示他的“忠义”，就如孔子通过删削《春秋》来阐明“王道之大者”，司马迁通过编修《史记》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一样。可惜的是，书未成，子昂即冤死狱中。

陈子昂的生平资料极为有限，根据这些碎片化且未必真实的素材，勾勒出陈子昂大致的生平线索是没有问题的，但要塑造出鲜活可感的陈子昂形象，还略显困难。因此，本传除了要让读者“了解”陈子昂的生平事迹，又从两个方面着力，尽量让读者能对这位先贤多一分“理解”：一个方面，是对其所处社会背景——如政治、经济、文化、交游等——进行铺叙，从而让读者能更好地体会陈子昂为什么会那样做、那样说；另一个方面，则是通过对基本“人情”的揣摩，将心比心，尽量发掘出文字材料背后的心理活动，从而让读者能够与陈子昂这位千年前的古人“交心”。现代著名诗人纪弦先生有一首诗，题目是《与陈子昂同声一哭》。一本优秀的《陈子昂传》，应当达到这样的效果：让读者与陈子昂同声一哭，本传的写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