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霸业万事竞，任他后人论短长（一）

大秦帝国的猝然死亡，乃我中华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血淋淋的伤口。

我们想一想，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铁器时代，曾几何时，赫赫大秦帝国变法图强，并以排山倒海之势统一寰宇，重塑华夏文明规范。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以松散联邦小国形式存在那么多年的夏商周文明之所以能够得到新生，威威帝秦，功莫大焉！

春秋战国以来，华夏民族聚攒了五百多年灿烂文明的果实。帝秦赫赫，以让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和效率，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天下大一统，成为那个时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极大促进了人类文明进步。

根据历史经验看，如此伟大的法权国家，如此健全的国家体制，如此高效率的强力政府，依据历史惯性，也会延续和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令人惊诧的是，这么强势的帝国，仅仅存在了十余年，沙上帝国一样，随着嬴政的撒手西归而轰然倒塌。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恰恰也是帝国的短命，使得后世有关大秦帝国的攻讦与谎言无休无止。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帝秦，长久以来，一直和暴政、屠杀、残虐等词语相联系。但从历史最高处审视，历史发展具有不可违抗的正当逻辑，作为权力主体，帝国，它的突然死亡，绝对不意味着它所代表的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也不会打乱历史逻辑的最终走向，更不会使得始皇帝嬴政成为一个可以随便丑化和攻击的靶子。

从我们今人的角度看历史，秦始皇首先是个英豪之主，是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但自秦以降，绝大多数学者和文人墨客都认为他是一个暴君。特别是代秦而起的汉朝儒臣，对嬴政大加鞭挞，不遗余力。不仅贾谊、董仲舒认为秦始皇贪鄙暴虐，连后来篡汉的王莽也一本正经地痛斥说：

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颅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由是山东之难兴，四方溃而逆秦。

当然，学者和儒臣不会像普通小民那样仅仅因为秦朝二世而亡就群起攻之，他们有根有据，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司法等多个方面着手，抨击秦始皇，进而论事及人，把嬴政这位千古一帝论定为千古暴君。

简单盲从，容易人云亦云。为此，笔者层层剥茧，从古人批判入手，简明扼要阐述一下自己对嬴政的认识。

首先，我们先看看对嬴政的头条指控。说起秦始皇，天下读书人，从古至今，对他“焚书坑儒”之举，没有不切齿痛恨的。姑且对坑儒之事的真假不评，仅仅焚毁百家之书、钳制思想、残害儒士等行为，嬴政的形象便再也高大光辉不起来。为此，大儒董仲舒曾愤慨而言：

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

精于儒学和历史的梅福说得更详细：“秦为亡道，削仲尼之迹，灭周公之轨，坏井田，除五等，礼废乐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

由此论之，秦始皇以法家功利主义治理国政，似乎完全忽视伦理教化，最终导致纲常不振、风俗糜烂，礼义廉耻全部沦丧殆尽。

其实，我们细读历史，嬴政从统一六国到“焚书”事件发生，在他为帝最长的一个时间段内，秦国并无任何“焚书”之事记载。秦廷之内，秦始皇还一直征用和礼遇儒生。行政体系中，就设有“博士”衔位，博士之下还设置“诸生”，皆备皇帝顾问。秦帝国建立之后，嬴政不仅征聘七十余名儒士学者担任过“博士”，还召集两千多人为“诸生”。那位后来被人称颂为“汉代儒宗”的叔孙通，其名声之所以显耀，也恰恰于彼时从秦廷而得。

始皇二十八年，嬴政开始第二次全国大巡游过程。封禅泰山之后，他曾经亲自瞻仰过孔子故居，召见群儒，并加封孔子后裔孔甲为“鲁国文通君”。即使“焚书”之事发生过后，依旧有儒士被引入秦廷拜为“博士”，积极参与秦国的政治活动。

恰恰是朝堂之上淳于越等人依据儒家典籍“以古非今”，跳出来反对郡县制，而以李斯为首的秦臣唯恐“浮议”引起政局不稳，这才激劝始皇帝嬴政对儒学和百家之学大加警惕。随后而至，秦始皇才有焚书之举。

回望历史，在社会大转型时代，始皇帝君臣对于政改异见的这种精神高度“过敏”，我们如果设身处地，应该能够认识和理解。

关涉治国方略，秦始皇和李斯等人一直是法家的忠实信徒。不过，我们可以发现，始皇帝君臣在治国理念方面，曾经或多或少也吸取了不少儒家有关伦理教化的理念。

无论是泰山石刻还是琅玡石刻，其中有不少专有词语，都属于儒家传统的理念范畴：“男女礼顺”，“圣智仁义”，“移风易俗”等等。所有这些，无论是字面还是具体含义，都有儒家影响的痕迹。只不过秦始皇在提倡这些伦理教化的时候，把它们严格纳入秦朝严苛的法律体系当中了。即便如此，从秦始皇自始至终对伦理教化如此重视就可以看出，礼法和教化，确实是秦帝国保障统治的关键。后世儒生所谓秦帝国促使中国伦理道德体系全然崩塌的说法，显然有些过分。

其次，在政治方面，秦始皇所谓“废先王之道、废五等之制”，成为他执政的最大污点。从儒学角度观察，似乎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就是从根本上违背上古以来遵行久之的“王道”和“王制”，也是秦帝国迅速灭亡的最主要原因。如此说来，似乎秦始皇不搞分封、不复立六国后裔、违背殷周以来的“封建”传统，就不是以仁德治理天下，就是独夫暴政。

那么，儒者们推崇的“先王之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正是昔日西周时代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思想，现在分析起来，极其迂腐。从春秋战国开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决定了西周那种“先王之道”的崩溃。而秦帝国从中央集权的角度出发，废封建而立郡县，反而从政治体制上对当时产生了革命性的积极作用，这恰恰是他的历史功绩之一。

由此可见，分封制绝对不利于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李斯，都不会走历史回头路，使得大秦帝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又重新回复到“诸侯更相诛伐”的崩裂状态。

秦汉之后的历史经验也明白无误地证明，郡县制的施行，对于中央集权的发展和国家统一的维护，功莫大焉。为此，不仅唐代文豪柳宗元在《封建论》中盛赞秦朝郡县制，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也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评论道：

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

第三，经济方面，始皇帝嬴政所颁行的“除井田之制”，一度成为他赋敛无度、穷奢极欲的强力手段之一，被后世大加鞭挞。儒者们认为，井田制温情脉脉，乃上古三代圣王所确立的基本制度。秦国自商鞅以来，废井田，开阡陌，在富国强兵的同时，引发了土地兼并，造成了贫富不均、风俗奢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量变到质变，上升为秦始皇时代赋敛无度和法繁政苛等重大政治问题。

实际上，“除井田之制”并不是秦国专利。早在春秋时期，鲁国就曾经施行过“初税亩”。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政令得以实施，标志着以井田制为主的传统奴隶制生产关系彻底消亡，其根本目的，也是要通过重农措施增加国家和个人财富。

从历史经验看，秦国当时的这些措施极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相比过去井田制，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因此，“除井田之制”，乃顺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之举，也是秦始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