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火焰起 “坑儒”怨声高（二）

首先带头逃跑的卢生，本身就是一个祸头。他最早劝秦始皇隔绝诸臣保持神秘才能获得仙药，使得嬴政又发无数黔首把咸阳周遭二百里的宫殿以二百七十条神秘复道相联结，其营建过程中，肯定草菅无数人命；接着，由于得知丞相李斯知道自己所在，嬴政大怒，又杀掉当时值班的左右数百人。所有这些，都和这位向秦始皇兜售神仙药方的卢生有直接关系。

干了这么多坏事，骗了始皇帝那么多金银财宝，这位卢生先下脚为强，自己和骗子搭档侯生两个人率先亡命而去。此举，使始皇帝怒不可遏，所以才对留在咸阳的“诸生”下毒手。

咸阳“诸生”，显然是大骗子侯生、卢生的同行。在秦廷狱吏严刑拷打之下，这些人为减免自己罪过，互相攀引揭发、编造诬告，最终一份大名单摆到了始皇帝面前。余恨难消，嬴政亲自勾决四百六十多人，下令在咸阳活埋，以儆效尤。

不知是误读，还是有意曲解，从前言后语中就可以发现，司马迁所讲秦始皇活埋的四百多个方士骗子徒众，虽然以“诸生”称之，显然他们不是“儒生”，而是方士的门徒。为此，始皇帝的心急打假、杀骗子，日后也成为他摧残文化的一大铁证。

当然，接读下文，字里行间，从秦始皇长子扶苏的嘴里，似乎听得出那些被活埋的人和儒家有些关系——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

每天炼丹、变戏法、搞仙方和忙于观星、看相、占卜的方士诸生，忽然在司马迁笔下成了公子扶苏口中“皆诵法孔子”的一类人。我们今人百思不得其解，但确实是这句话成了秦始皇“坑儒”的“证据”。

再细细琢磨，扶苏的话前言不搭后语。按理说，这位皇子如果劝谏老爸，应该先从骗老爸吃大力丸最后又逃跑的那两个方士谈起，可他却突如其来地扯到被活埋的“诸生”，掰扯这些大骗子的生徒都是诵读和师法孔子之说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坑儒”这事儿，从逻辑推，也推不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方士卢生、侯生，有名有姓有相貌特征，想逃脱秦朝法网非常困难。但历史上，他们就忽然消失无踪了，根本没有受到始皇帝的制裁。而被始皇帝在侯生、卢生逃跑事件发生后指名道姓斥责的徐福，如果当时他的学生和学徒都被活埋了，从“连坐”角度看，他也跑不了，肯定要被活埋、腰斩或者具“五刑”。但这老哥毫发未损，依旧逍遥法外。第二年秦始皇巡游天下、寻找仙方的时候，徐福还在自己洞天福地的老巢琅玡台上和始皇帝亲切会面，又从这个天下最大的“苦主儿”手里骗了一大笔金银珠宝。

从徐福的遭遇看，所谓“坑儒”事件，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坑儒”事件，应为后世、特别是两汉儒臣编造而成，主要是为了配合秦始皇的焚书事件。

而且，司马迁《史记》以前的所有文献，都没有“坑儒”的记载。汉文帝时代的政论大家贾谊对秦始皇暴政有专门翔实的论述，说过焚书，但对于比烧书要严重得多的大埋活人事件“坑儒”，却只字未提。包括后来的文学王爷淮南王刘安所编的《淮南子》，以及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的大作《春秋繁露》，也从未涉及秦始皇的坑儒事件。

司马迁《史记》中所言及“坑方士”事件，更有可能是从《说苑·反质》中一条类似小说的野史传闻中得到启发。根据这条野史的描述，逃跑的侯生被抓后，还挺大义凛然，敢于当面斥责秦始皇的暴虐，洋洋数百言，宁死不屈……

为了叙述生动，司马迁很有可能把秦始皇活埋术士放进书里。而《史记》中所谓扶苏劝谏中出现的儒生形象，就很可能不是他写作的初衷了。而且，我们这位太史公之所以非常戏剧性描写秦始皇受术士欺骗的情节，也不是空穴来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史学家，其实都爱搞影射——司马迁当时的“顶头上司”汉武帝，也正五迷三道，天天和一帮方士骗子混在一起，整日幻想自己能得道升天、长生不老……

到了光武中兴后的东汉，儒士卫宏也爱编故事，实地考察验证一番，他把始皇陵南面的骊山坑谷作为坑儒大戏的发生地点——大家看啊，“坑儒谷”有了，被活埋人数也从四百多上升到七百多了，连地点、人物、受难者详细身份都做实了。细节添加的目的，就是使得秦始皇的“罪行”证据确凿，故事也栩栩如生。而且，继之而后的班彪、班固父子和女史学家曹大家，在撰写汉书的时候更目的鲜明，大书特书始皇帝暴政，萃取出秦始皇“燔书坑儒”四个字，并写于《汉书·地理志》中。从此，经过日后演变，就固定为“焚书坑儒”并作为一个专有文化名词留存下来。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史记》原文没有这段，乃后世儒生掐头去尾硬塞进去的内容，目的就在于彰显秦始皇的“坑儒”。

古书造假，一点也不奇怪，时下版本的《史记》，乃东汉明帝时代版本。难免有官方史学家和儒生心领神会，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在书里面塞入自己的私货。所以，他们删改司马迁的文章，一点也不稀奇。

秦始皇暴虐吗？很暴虐。

秦始皇变态吗？很变态。

秦始皇穷奢极欲吗？真的很穷奢极欲。

但有些事情，比如“坑儒”，他应该没有做过，我们也不能人云亦云，以此证明他的坏、他的恶。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君王，秦始皇是伟大的；但作为专制主义至上的帝王，他对于多元文化有天然的恐惧，秦始皇无疑又是狭隘的。

在司马迁所有著作中，除了借扶苏之口说那些被杀的人“皆诵法孔子”外，司马迁再没有写过秦始皇“坑儒”这件事儿。而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他还讲明了秦始皇活埋的是方士（术士）：“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如果我们以当时人的眼光看待侯生、卢生这些高级骗子，他们大吃大喝，把始皇帝骗得如痴如醉，跑之前还把皇帝诽谤一顿，以秦法之严，杀掉一些骗子们的徒子徒孙，其实还真不是特别过分的事情。

那么，“坑方士”，如何变成了“坑儒”？“焚书坑儒”这个典故，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形成是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最早，应该和代秦而起的汉朝君臣把秦始皇树立成反面典型的大批判运动有关。

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代，大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举措，其实与秦始皇“以吏为师、严禁私学”如出一辙，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同样的专制，同样的霸道，同样都是帝王文化专制政策。但到了后世，秦始皇“焚书坑儒”却成为摧残文化的罪行，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成了尊重文化的举动。显然，这是汉代君臣合力造假和故意导引的结果。

“焚书坑儒”这个专业名词的出现，也是出自一本伪书，即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上缴的夹带私货的《古文尚书》。更可笑的是，这本伪书逐渐演变，还有了假冒孔安国写的《古文尚书前序》。正是在这篇伪造的序言中，第一次出现了“焚书坑儒”四个字：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这篇假冒孔安国所写的序言作者又是谁呢？这个人的出现就更晚一些了，乃魏晋之交的大儒士郑冲。

郑冲这个人，在曹魏最后两代皇帝曹髦、曹奂手下都干过，官拜太保。晋武帝司马炎搞假禅让，他明里暗中出力不少，还以身作则，率群官向司马炎劝进。受禅后，郑冲官拜晋朝太傅，又成为新朝重臣。如果真按儒家伦理角度审视，此人人品也不怎么样。他之所以伪造《古文尚书前序》，肯定是以儒学继承人自居。他删改史说、造假作伪，目的就是想通过大肆抨击秦始皇而提高儒学地位，弘显儒宗。

秦朝灭亡后，两汉递嬗，后世儒者不惜偷梁换柱，把被秦始皇活埋掉的方士加工转换成儒生，然后再把被焚的各种书籍统一成儒家经典，无非是要渲染儒家子弟前赴后继，不惜以身殉道的那种荣光。以死亡维护正义，以肉身格挡强权，最终就在于以这种编造的类似宗教故事的悲壮事迹，宣扬儒家思想的不可磨灭。

其实，回究这个故事，即使“诸生”不是术士学徒而真是儒生，他们的表现也非常懦弱，“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这些书呆子们互相攀引指诉，没有一点浩然正气和凛然献身的意思。

即使秦始皇在历史上没坑过儒生，但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他对于儒家学说，确实一直采取抛弃和轻视的态度。

秦国，最初崛起于西北边陲。所以，根在中原的儒家思想，一直以来对秦国统治者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很大。从今天的角度看，在社会流动性极差、人民对土地依赖极强的封建时代的中国，儒家思想其实是独特的、不二的政治生活的稳定剂。

孔孟之道，一直强调“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理论要求人民各安其道，竭力构筑社会德行的“仁”，努力维持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的“礼”。而秦王朝的统治者呢，特别是统一之后，无论是帝王还是大臣，太过功利，太过自我膨胀，根本没有注意到儒学的可利用价值，他们固守打天下过程中的法家实用主义，不能与时俱进。其结局，肯定是专制独裁帝国大坝崩溃后空前的“礼崩乐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