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0年前，当我开始了对海外地区的行走观察，才感觉到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也总是不由自主地拿刚发生的新闻与我的经历相对照。比如，当2020年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发生大爆炸时，我会立刻意识到，我当年住过的旅馆已经不存在了。那个小旅馆就在港口的旁边，距离发生爆炸的码头直线距离只有两三百米而已。我试图去了解我见过的人是否安好，却得不到答案。

2020年11月，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再次与提格雷的地方武装发生冲突，政府军炮轰了提格雷的首府梅克勒，我突然想到我的书《穿越百年中东》的部分章节，就是在梅克勒的一家小旅馆里写出来的。在那儿有一位美丽的女孩子，她梦想着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读书。她的美貌曾经让我赞叹不已。但是，她的梦想到底实现了没有？当战乱再次笼罩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时，她在梅克勒的家人到底怎样了？依然没有答案。

也是这一年，当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战火再起，我想到了在土耳其边境地区遇到的一位亚美尼亚青年告诉我“阿塞拜疆是我们的敌人”时的斩钉截铁，以及另一位阿塞拜疆青年在伊朗国境线附近指着对面阿塞拜疆领土上废弃的村庄，告诉我是亚美尼亚人焚烧了这些村庄时的悲痛。

再往前，当阿富汗喀布尔的第五警备局发生了恐怖袭击时，我的朋友、帮助我找回了被抢劫的物品的第七警备局的阿米里探长前往医院看望那些受伤的同事。我一直为阿米里感到担心，因为这是一个随时将脑袋挂在腰带上的工作。但现在，我已经联系不上他了。

我在喀布尔鸡街遇到的扎希尔老人还健在吗？他出生在阿富汗改革的和平年代里，他的生命穿越了数十年的战争，经历了国王、总统的统治，苏联的入侵，“圣战者”、塔利班的统治，美国的占领，当垂老的他向我讲述一生的经历时，是那样让人唏嘘。

当印巴之间因为克什米尔问题发生冲突时，我总是在想，当年我在汽车上遇到的那名即将潜入敌方控制区的士兵是否依然安全？

当马里、布基纳法索等西非国家不时又爆出恐怖袭击时，我立刻想到了在那里遇到的人们，比如曾经帮助过我的马依噶。

我遇到过的难民、偷渡客朋友是否回到了家乡，或者找到了谋生手段？我见到的大学生是否实现了去欧洲读书的理想？等等，太多的问题都不再有答案。

自从我的历史作品打开市场之后，很多人问过我，在国内最好出版、也最好卖的社科类书籍是历史书，而对现代世界进行观察的作品却并不容易出版，既然我的历史书已经有了一定的名声，为什么还要坚持花时间去行走，自找苦吃去写出版周期更长、回报更慢的作品？既然依靠查阅资料就能写出作品，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地在路上奔波？

我的回答是：那是因为，任何只在书斋里的作品都是不可靠的。一部好的作品，必须来自实践。也正因为抱有这种理念，我不可能放弃对现代世界的思考与观察。

我的行走系列的作品，每一部都要求亲自去过，观察过，与当地人接触过，才能避免闭门造车，依靠想当然去写作。即便我的历史系列，也必须有足够的生活经验作后备，比如《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和《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来自我做财经记者时期的观察和思考，而《中央帝国的军事密码》则是在走遍了全国，考察了大量的山川地理之后才敢动笔。就算是纯粹历史讲述性质的《汴京之围》，也综合了财政、经济、军事、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活的作品，并且保证作品更加可靠。

如果哪一天我只会坐在家里等材料，就是我的创作力死亡的那一天。

作为丝绸之路三部曲中的一部，本书也是一部总结性的书，将我近10年来的游走和观察放在了一本书里重新梳理。如果读者朋友们读过我的其他游记，可能会发现，本书的观察有一些已经在我的六本书里有了体现，它们分别是被称为亚洲三部曲的《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东南亚）、《骑车去元朝》（蒙古），以及穿越三部曲的《穿越百年中东》、《穿越劫后中亚》（暂未出版）、《穿越非洲两百年》。

回顾这10年游历生涯，会发现在观察和写作过程中，我的心态和思绪都有过不小的变化。写《印度，漂浮的次大陆》时，年少轻狂的我可以与印度人一起爬火车、睡车站、喝生水、吃素食，和他们吵起架来也同样不含糊，这样做都是为了按照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去观察他们的生活。那时候的我不知道病痛和恐惧，显得如此单纯，笔调上也更加乐观向上。

虽然在东南亚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场热病，在柬埔寨看到了战争留下的创伤，但都没有影响我乐观的心态。即便在观察蒙古时，我依然敢于骑自行车单人穿越，甚至一路扎营，而从来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事实上，在蒙古我曾经遭到过陌生人在夜间的盘问，也曾经被人恶意威胁过，被孩子扔过石头，但这都无法挡住我好奇的冲动，我也相信，即便有过挫折，但我遇到的帮助始终要比恶意多。

到了中东，我终于和战争遭遇了。在那儿我遇到了自愿去参加战争的青年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世界并非都是善意的。或者说，即便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但每个人的“正义”却可能有天壤之别。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世界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在之前，我注重的是去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从而寻找背后那根向上的规律性，最后希望能够找到共同发展与和平共处之道。但那之后，我开始试图去发现世界的矛盾所在。事实上，直到现在，几乎每一年，在世界的这里或者那里都会爆发战争。可是，既然每个人都爱好和平，人们为什么又要去打仗呢？

在中东，我能够发现问题，却无法提供解答。因此，亚洲三部曲是试图发现规律和答案的书，而从中东开始的新的三部曲，却成了发现问题却无法提供答案的书。

在中亚的阿富汗，我遭遇了暴力袭击并负伤。这次负伤让我更加谨慎地行事，从这时开始，我意识到危险是确实存在的，而我并没有老天爷赐予的幸运符或者不死之身。

到了非洲，我又差一点遭遇诱拐，但正是因为谨慎行事，让我避免了更糟的结局。加上在这里我遭遇了疟疾的折磨，让我更加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一个人的承受力。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让我的笔调更加冷静。但这并不是说我的看法变得很阴暗。我自己的遭遇，以及我看到的、听到的故事，反而让我更加有了同情心，我深爱着观察的每一片土地，为在这些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感到欢欣或者悲伤。也因为这份感情的存在，我更想把他们的历史讲出来，将他们所面临的教训告诉给读者，也让读者们意识到中国发展的不易。

我依然强调的是，世界是一个道义与实际利益的混合体。曾经利益和暴力占过上风，正由于这样的世界不值得人们期待，于是人们才发明了人权、自由等观念，来取代纯粹的暴力和自私。现在人们已经在文明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距离完全理想化的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条路上也常常会有回潮，但即便在冲突爆发的时刻，也必须坚定地走下去，而不是因为以前有过暴力时代，就质疑现在的路是错的。

本书是丝绸之路三部曲的第二部。在第一部《丝绸之路大历史》中，我回顾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以及世界对中国的影响。在第二部中，则写“一带一路”的现实，并探讨世界如何走到了今天，以及将走向何方。特别总结了不少发展中国所面临的陷阱和教训，希望中国人能够远离这些教训，和平又顺利地发展下去。

然而，由于Covid-19疫情的影响，本系列的第三部，也就是描写中国人在海外闯荡的书，却可能不得不推迟一段时间。随着疫情的爆发，目前无法确定何时开始采访，至于成稿，很可能要到更靠后的时间了。疫情造成的停滞可以用读书来弥补，在这段时间里，我翻译了两本书，一本是关于西非的历史，另一本则是更加古老的欧洲墨洛温王朝的历史，以此作为无法出访的补偿。此外，天地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也有我翻译的部分的内容。

再次强调，本书是一本教训之书，我希望读者在读完之后，能够明白中国改革开放是多么不易，今天的和平与富足不是理所应当的，而是我们共同选择和努力的结果。事实上，世界上更多的教训证明，一旦背离了融入世界的初心，那么，接踵而来的恶果是有可能将一切的成就重新毁掉的。

本书最应该感谢的是我的祖父母郭保成和李玉萍。在我一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莫过于他们。我从小跟随着他们长大，是他们让我抛弃掉那些世俗的观念，去追求一种更加独立于物质主义的精神生活。他们在我读大学的第一学期就双双去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决定遵循他们的教导度过一生，不向任何世俗妥协。这才有了现在的我，我的观察，我的游走，和所有作品。

感谢我的父母郭连生和张桂琴，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你们始终相信我，并给我物质支持，让我坚持着走下去。

感谢我的妻子梦舞君，认识你之后，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在你的关切下诞生的。

感谢我的出版人团队，杨政、李云、陈德、董曦阳、李博、张根长、武波等，以及市场和发行团队的诸位编辑，你们一直是我最佳的搭档，自从找到了你们，我才有了专心写作的可能。

感谢当代中国出版社的高山、刘文科、邓颖君等，你们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帮助，使得此书能顺利出版。

感谢我的朋友文学锋、秦旭东、周杭君，你们的信任是我走到今天的动力。

本书的素材来自于10年的游历，本书写于大理风吼居，初稿于2020年，终稿于2021年2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