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战争恶魔（一）

2016年，在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就在我遇到扎希尔老人的第二天，我终于遇上了战争这头恶魔。

在阿富汗，处处都能看到战争的痕迹，在潘杰希尔谷地之中至今依然散布着大量的苏联坦克，那是20世纪80年代的遗迹。在北方通往边境时，一路上盘查的士兵穿着与政府军迥异的军装，收取着每一辆车的过路费。这些士兵属于北方军阀、乌兹别克族的杜斯塔姆，此人虽然已经担任了阿富汗联合政府的副总统，但依然不肯放弃对于军队的控制权，而北方围绕着大城市马扎里沙里夫的地域就是他的根据地。

但在首都喀布尔，这里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地盘，相对更加安全。我本来以为，只要在白天活动，在这里就不大可能出现意外。不想就在首都郊区的大白天，让我见识了战争带来的混乱。

那一天是8月17日，我和一位在飞机上遇到的中国小伙子倪瑞迪去了喀布尔南部的巴布尔花园。喀布尔城区分成了两部分，北面是新区，南面是老区，中间由一座叫电视台山的小山隔开。在电视台山的东南方对面，还有另一条小型山脉（叫Koh-e-Shir Darwaza），在山上有一条类似于中国长城的古老防御墙，这是古代喀布尔遗迹。在20世纪90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南方军阀正是占据了这个高地，才能够向喀布尔北部的城区发射炮弹。

在这座山旁边，就是著名的巴布尔花园。这里是莫卧儿帝国的开国者巴布尔的墓葬所在地，由于他在伊斯兰世界广受尊敬，即便发生了如此众多的战乱，但墓葬依然保留着。

那天，我们首先来到巴布尔花园游玩，这里依然是一片祥和。男人带着女人、孩子，在花园里铺开地毯，摆放出琳琅满目的食品开始野餐。大学生们成群结队，对外国人充满了友善。

从巴布尔花园向北方的山顶上望去，就可以看见不远处的喀布尔长城，以及山顶上的一个防御城堡。这座城堡在当年适合架炮，而现在却是观察喀布尔市区的最佳地点。

下午4点多，我们决定爬到城堡去拍摄喀布尔的全景。爬山用了不到半个小时，山上的风景果然非同寻常。随着地势的升高，一座巨大的如同传奇一般的城市出现在眼前。从高处向下望去，首先进入眼睛的是对面电视台山上那庞大的民居区，这些民居依山而建，如同密密麻麻的火柴盒子。

在山坡下的盆地中，则是喀布尔的主体部分。这是一个被山分成了两半的城市，新区部分由于电视台山的阻挡，只能看见一部分，而老区则完全映入了眼帘。喀布尔的城市建筑不高，却很复杂，有的建筑显得豪华奢侈，有的简单到只剩一个框架。这里除了是战乱之地，也是世界上最贫富不均的区域之一，百万富翁布满了警卫的豪宅与毫无保护的贫民窟同在一城，马车、电动车与豪华吉普争抢道路，时常将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当我们将要爬到山顶，距离城堡只有一步之遥时，遇到了几位当地人，他们示意说，这里都是贫民窟，并不安全，催促我们赶快下山。于是我们只好按照原路返回。

事后我们知道，两个中国人的到来在瞬间就已经传遍了周围区域。我们上山时，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准备，但当我们按照原路下山时，几乎就是送上门去诱惑那些贫穷的年轻人。

我们在下山途中走到一半时，终于为自己的好奇心付出了代价。在贫民窟边上，一个小径的转弯处，突然闪出三个持刀的青年，他们挡住了去路，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抓住了我的胳膊。

一天前，正是地毯商扎希尔提醒我：“在阿富汗，你必须随时保持警惕，因为这里唯一永恒的东西就是战争和混乱。哪怕你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大街上已经车水马龙，但只要一秒钟，一声枪响，一个爆炸，一把尖刀，就会让你回到混乱之中。”不幸的是，我的遭遇恰好证实了这一点。

但幸运的是，在三名青年抓我时，一路上跟在我身后的同伴却反应机敏，转身寻找其他的路，向山下逃走了。同伴的逃离让三个青年愣了一下，可能打乱了他们的节奏。

根据后来的猜测，他们曾经试图将两人绑架。事实上，就在我们到达喀布尔的前几天，有两名西方的教授就刚刚在市区遭到了绑架。他们刚走出大学，就被架上了一辆小汽车消失了。这两名教授在2016年被抓，直到2019年底才被释放。他们的经历也表明，一旦成为人质，所经历的周折将非常复杂，不仅可能面临高昂的赎金，还随时有生命危险。即便活着出来，也染上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同伴逃离后，三名青年持刀架住我的胳膊，想把我拖走，我只好死命地将背靠在一堵破墙上，表达自己不肯跟他们走的决心。由于贫民窟里多的是空房子，只要他们把我拉入任何一间，外界就不可能再找到我了。哪怕当地人知道我的所在，也不可能告诉政府和营救人员。

就在我不断地向后靠时，突然间，我的头部遭到了重击。不知道谁用什么东西砸了我一下，我的眼前发黑，向下坠着身体。接着又挨了一下，向下瘫去，又不甘心倒下。

就在昏沉中，三名青年却突然放开了我，他们捡起了我的背包逃走了。后来我才发现，我之所以幸运地避免被绑走，是因为从不远处的贫民窟里突然走出来几个人，三名青年见有人来了，这才将我的背包掳走，放了我一马。

劫匪消失后，我的身边突然热闹了起来，旁边贫民窟里的人都出来了，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陌生人。我朝他们大声喊“police”，于是男人们替我打电话，女人们望着我，孩子们围绕着我转圈，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受伤了。事实上，在刚受伤的时候感觉不到丝毫的的疼痛，在他们的示意下，我才注意到鲜血已经从头顶流下，浸湿了我的半个膀子，糊在脸上如同干掉的蜡。在我的右手肘部还有一处伤口，如同一张奇异的嘴巴，皮向外翻着，露出了鲜红的血肉。

一位村里人拿来了水，帮我洗掉了手上和脸上的血，另一位则带来了一块头巾，包扎在手臂的伤口上，至于头上的伤口则没有办法包扎，只能听凭它继续流血。

他们抢走的背包里有相机、手提电脑和护照，他们还拿走了我的钱包和手机，钱包中除了当地的钞票之外，还包括我的银行卡和中国身份证，以及2000多美元的现金。也就是说，我已经身无分文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证明自己了。但毕竟我还活着。

十几分钟后，一名持枪的警察从山顶城堡的岗哨处姗姗来迟，将我从自拍的人群中解救了出来，带到了山下的派出所，在这里我发现了逃走的同伴，他正在手忙脚乱地报警，但警察不一定听得懂他的话，直到我的出现，一切就都不用再解释了。

在经过了遭劫的慌乱之后，突然间气氛显得有些滑稽。我的到来带来的首先不是沉重，而是一种兴奋感。警察们，以及外面的人纷纷围上来问寒问暖。他们也纷纷拿出手机和受伤的中国人自拍。

拍照的空挡里他们给我拿来了饮用水，脸虽然在山上已经洗过，可由于血没有止住，此时脸上已经又沾满了血，他们又打来了一盆水给我洗脸。一位青年拿来T恤衫换掉了我沾血的衬衫。这件作为礼物的T恤衫上，有一个大大的笑脸标志，上面用英语写着“Mr. Happy”。

清洗完毕，派出所长热情地搂着我，上了一辆警车，向着医院开去。一位医生微笑着迎接了所长，但当他听说了我的遭遇后，却并不愿意给我提供治疗。医院的医疗材料过于紧缺，而我又已经失去了付账能力，显然对他们不划算。

派出所长和医生把我晾在了一边，两人在讨价还价。最后，所长从裤兜里掏出钱包，抽了几张小票子递给他，医生才把我请进了包扎室。他只给我包了手臂上的伤口，至于头上的，由于已经慢慢止住了血，我就只能去私人医院花钱包扎了。

从医院出来，所长带我去了他的上级机关：警察局。这时，真正的破案工作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