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不仅是经济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国家债务的看法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

晚清以前的中国由于闭关锁国，拒绝与外界打交道，自然也不屑于向海外借钱，可是到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央政府发现由于财政支出过大，钱仅仅靠收税已经不够用了，由于清朝政府又缺乏对内的债务发行能力，就只好走上了借外债这条路，左宗棠西征时就不得不向海外的银行团借债。

到了清末，由于欠款太多，中国对于债务的态度再次变化。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更是对于外债充满了警惕，追求变成一个无外债国。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外债的态度发生了又一次变化，由于缺乏经济发展的起步资金，中国开始吸引外资，这包括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借债。直到今天，人们依然认为借债是一种好的发展手段，能够在本国资金不足的情况下迅速获得资金来发展经济。

但是，这种态度又过于乐观了。事实上外债是一把“双刃剑”，它可能达成发展的目的，但也可能让一个国家掉入债务陷阱而无法自拔，甚至丧失独立性。从历史上看，这种可能性比前者还要大得多。

我们不妨看一看19世纪埃及的例子。

现代埃及的开创者是19世纪初的穆罕默德·阿里，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在他之前，埃及分别是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属地，只是在阿拉伯帝国崩溃和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前，有过一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本地政权。到了18世纪末，埃及依然臣属于奥斯曼人。

1798年，法国的拿破仑入侵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作为低级军官随着一支阿尔巴尼亚（这里也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军队被土耳其人派到了埃及，并最终成为埃及总督。在他的治下，埃及依然在名义上尊奉土耳其人，但事实上已经获得了独立的统治权和世袭权，甚至不时地与奥斯曼人发生冲突，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又作为关键性盟友帮助奥斯曼人。

在他的手中，埃及变得异常强大。他深知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用这些先进的思想来武装埃及，并大力发展世俗教育。埃及在很多年来一直是作为三流国家存在的，到这时突然间有了极大的存在感，在阿拉伯世界独树一帜。

到了第四任埃及总督赛义德时代，埃及变得更加重要了，因为这时候，赛义德接受了法国人的提议，开凿了著名的苏伊士运河。这项工程缩短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距离，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

如果埃及能够守住这些财富，并逐步地深化改革，那么埃及的腾飞本是指日可待的。但事实却与之相反。第五任总督伊斯玛仪是一位如同他的开国祖先一样的改革者，他的改革措施如此众多，甚至给现代也留下了大量的纪念品。现代游客前往埃及首都开罗，见到首都那宏伟的建筑、密密麻麻的街道，都有一种叹为观止的感觉。而这就是伊斯玛仪时期的成果。在他之前，开罗位于更加靠东的位置，以萨拉丁城堡为中心，并不挨着尼罗河。伊斯玛仪在原城堡西面靠河位置修建了一座足以和欧洲任何城市相媲美的巨大首都，至今，开罗的许多花岗石建筑都是当年留下的。

除了修建首都之外，伊斯玛仪还重建了亚历山大的巨型港口，大力发展铁路，让埃及成了非洲少有的拥有便捷铁路运输的国家。他还改革关税，发展邮政，建立政府控制的大型企业，并试图促进民间的经济。他甚至建立了埃及最早的议会机构，虽然这个机构还很孱弱。不管怎样，这一切英明的举措本来可以让他成为埃及最好的统治者之一。

但是，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却有一个漏洞：从哪里拿钱？

埃及虽然已经很富裕，但政府的钱依然不够同时完成这么多的项目。政府虽然有了苏伊士运河的补贴，但依然必须量入为出。而伊斯玛仪不仅在改革上花钱，还发动了针对埃塞俄比亚外围地区的战争，试图扩大埃及的影响力。

要想获得资金，唯一的方法就是外债。由于与西方关系紧密，借钱并不难，于是伊斯玛仪上台后短短几年内就借了大量的债务，埃及的债务因而翻了10倍。

在当时，世界对于一个借债国往往是这样的：首先，由于迷信主权所带来的信用，整个西方的银行体系会疯了似的借出超过该国偿还能力的钱，直到突然有一天，人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能拿回来本金了。

在现代，一个国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在拉丁美洲，许多政府隔几年就宣布还不上债了。这时政府就只好宣布国家破产，进行债务重组。在重组的情况下，那些国际上借钱的银行大都只能拿回一部分本金，剩下的只能自认倒霉。但是在19世纪，由于西方主导了国际秩序，对于债务的处理却并不是这样的。作为债主的各大强国会以偿债为借口，以武力强迫弱国交出财政自主权，并以此为突破口，插手弱国的政治和军事，使之变成附庸。

当埃及政府无力偿还这么多的债务时，作为债主国的英国和法国，不仅可以继续要求埃及偿还，还可以通过武力来保证他们的权力。于是英国人乘机介入，首先强迫伊斯玛仪将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作价卖给英国，从此以后，运河虽然地理上在埃及，但收入却和埃及再也没有关系，而是被英国和法国的股东分走了。

破产后的埃及也丧失了独立的政治，被英国人步步紧逼，逐渐成了被保护国，埃及的财政大臣都换成了英国人。伊斯玛仪也被英国和法国废黜，换上了他听话的儿子继续担任傀儡总督。

穆罕默德·阿里的后代们直到1952年都一直是埃及名义上的统治者，但他们已经丧失了独立性。而最初国家独立的丧失，竟然是因为统治者欠了太多的外债无法偿还，这一件事就足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

也正因为埃及这样的例子存在，外债对于新兴国家那些手痒的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只要他们忍不住，就可能掉入其中。

在现代，随着人们对于主权的提倡，因外债而让一个国家丧失主权，或者必须抵押矿权和税权的情况已经越来越少。但外债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债务而起，泰国的货币泰铢曾经是与美元挂钩的，于是泰国国内企业和人借了太多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当这一年泰国政府由于成本太高，无法维持固定汇率时，不得不允许泰铢贬值，由于债务以美元定价，意味着泰国人不得不用更多的泰铢还债。债务压力又让泰铢进一步贬值，形成恶性循环。

对于世界大部分国家而言，借外债不能用本国货币，只能采用少数几种货币（美元、欧元等）计价，这意味着大部分国家都要承担巨大的汇率风险，只有美国和欧洲可以滥发债务，特别是美国。这种体系对于新兴国家有着不合理的一面，但它们除了接受之外，并没有选择权，这就意味着如果一个政府不控制自己的借债欲望，必然会导致未来的债务危机。

由于泰国经济体制比较灵活，幸运地走出了危机，但对于墨西哥、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以及许多非洲国家，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旦他们陷入了政府破产的境地，随着信用等级的降低，必然在未来增大借款成本，也意味着必须偿还更高的利息。因此，一个掉入了债务陷阱的国家在现代就算不至于丧失主权，却依然代价巨大，甚至会直接影响未来的社会发展。

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借债获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而有的国家却由于借债而掉入了陷阱？

区别在于：一个国家的外债是否对本国有利，要看它通过借钱创造出的经济价值能否偿还上外债，也就是说，借100元的外债，如果能够创造200元的经济价值，拿出150元（含利息）还债之外，还剩50元可以发展经济，这就是有利的；可是，如果借100元却只能创造90元的经济价值，还不够偿还外债，那么外债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直至失控。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借债之初，所有的国家都认为是可以创造足够经济价值的，只有在借债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才会出现众多的烂尾工程，导致债务被浪费掉。

中国的幸运在于在吸引外资的同时放松了政府管制，依靠民间的获利带动了经济发展。即便这样，还是有一些外债是得不偿失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一些工程好多以烂尾告终。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最忍不住的就是插手经济。不管是在亚洲、拉美，还是在非洲，政府的计划色彩越浓厚，就越想通过借外债来发展自己，但这些外债大部分都用在了华而不实的工程上。

比如，在非洲国家独立之初，领导人们雄心勃勃地推出了许多大工程大项目，修建首都富丽堂皇的酒店，打造“非洲之最”的工程，或者建立了大量的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事实证明这些工程大都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效益，最终导致了外债失控。

这时，所谓外债问题，又变成了一个政府的边界问题，即政府能否通过放松管制来发展经济，只有这样做才能在发展的同时，不至于陷入债务陷阱。

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想让政府放松社会管制，前提条件是这个社会足够稳定，政府即便放松管制，也不会导致社会的混乱，甚至国家的分崩离析。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本来就是临时捏合在一起的，他们甚至连国家意识都没有。在这时，需要的是一个强力政府首先捏合社会，让人们产生国家观念。在这样的国家如果放松管制，不一定能够产生经济腾飞，反而可能让各个族群各行其是，大打出手。由于处于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于这样的国家而言，也许外债或者对外来援助上瘾现象是一个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