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还是发展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曾经提到“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总是处于选择之中。对于新兴国家，在行使选择权时，问题比哈姆雷特还要复杂百倍。

这样的国家一旦独立，首先要面对的选择权是：到底选择人权还是主权。对于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人权和主权是并行不悖的。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却可能成为一个“to be”和“not to be”的复杂的二选一问题。

在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中，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是主人公皮埃尔。在小说中，其余的人或者高尚或者卑鄙，但他们的生活总是有一个目标或者精神支撑。皮埃尔却是一个困惑的人，他的行动和思想不断地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在他的思想中，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关于国家和个人的困惑，我们不妨称之为“皮埃尔之惑”。

在小说刚开始时，当沙皇宫廷里的人们咒骂拿破仑时，只有皮埃尔热情地为拿破仑辩护，他认为拿破仑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才是人类的未来，而任何企图维持特权的阶层，都是和人权相背离的，其中就包括沙皇所代表的俄国统治阶层。

然而，随着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皮埃尔却痛苦地发现，即便他依然相信人权，却不得不和祖国站在一条战线上，与自己曾经的偶像拿破仑作战。这是因为拿破仑入侵了他的国家，而他是个俄国人，必须抵御入侵者。皮埃尔为了“主权”不得不暂时放弃“人权”。

心中向往人权，却不得不服从于主权，这就是新兴国家的“皮埃尔之惑”。

在西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大都有着同样的困惑，他们首先羡慕和学习西方的人权，希望向对方靠拢，但在和西方打交道时却发现，对方的人权只是针对内部的，不会把平等的人权扩散到其他地区。

印度的圣雄甘地接受了西方的人权教育，但当他在南非时，却发现事实上印度人永远不可能和英国人平等，而英国人也看不起印度人。要想让印度人和英国人平等，唯一的办法不是顺从，而是反抗，首先通过争取独立获得国家的主权，在两个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才能求得两国国民在政治上的平等。

许多新独立国家都是在主权优先的原则下，通过与前宗主国的斗争而获得独立的。他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是主权论者。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曾经坐过前宗主国的牢，本身就是为了“主权”而牺牲了自己“人权”的代表人物，也往往要求人民达到和自己一样的道德标准。

可是，如果一个国家在独立之后，依然过度单纯强调主权，就又陷入了另一个陷阱之中。人们虽然拥有了主权，却可能在国家内部建立起复杂的阶层制度，使得阶层之间的压迫反而比外部压迫更加残酷，就像当初沙皇对待农奴一样。

因此，一个国家在没有独立时，人们往往会强调主权。一旦获得了独立，人们感受到了主权带来的压迫感，又会慢慢地转向人权。几乎所有的新独立国家都在主权和人权之间摇摆着。而其中的根源，则是人们对于平等的渴望和特权的痛恨，他们既痛恨来自不同人种的特权，也痛恨人种和社会内部的特权。

西方国家大都已经过渡到了争取人权的阶段，而许多后进国家却依然停留在以主权为首要目标的道路上。就这样，“皮埃尔之惑”依然在困扰着大部分的地区。

在那些存在严重的“皮埃尔之惑”问题的国家，统治者将这两种模式称为“自由还是发展”的问题，他们将人权称为自由，而认为只有在主权观下才能获得发展，其中隐含的意义是，只有牺牲了人权，才能获得发展。只有取得了足够的发展（比如达到了西方标准），才能去追求人权。

但大部分国家却停滞在了追求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发现，即便拥有了主权，强调主权，但在主权的大旗下追求发展，依然异常艰难，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从而阻碍了发展。因此，这些国家的人民就长期地止步在自由（人权）的大门槛之外了。

那么，那些强调主权和发展的国家，为什么在主权的大旗下却很难求得发展呢？这主要是因为在行使主权时，人们往往错误地将“主权”和“自由市场”相对立起来，强调政府控制和官方投资。岂不知，一旦政府控制了经济发展的所有手段，他们不仅很难促进发展，反而会站到了社会发展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