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缝也可以是困境（一）

世界边缘和夹缝中的国家，比起其他国家更容易获得发展的自主权，但是，并非所有的夹缝中国家都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泰国这样成功的例子之外，其余的国家，诸如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波斯（伊朗），都失败了。

泰国之所以成功，得益于两位国王的政策：第一，保持中立，不参与欧洲巨头的大博弈；第二，大开国门，不纠结于一时的司法、经贸得失，而是迅速建立起与西方沟通的管道；第三，赶快学习西方，在西方势力、政治思潮和科技力量压垮原来的社会结构之前，主动改革社会、政治和经济，完成转型。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没有第一个条件，那么这个国家必然卷入列强的争斗之中，最后被磨碎；如果没有第二个条件，那么国家迟早还会和列强起冲突，并最终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回到闭关锁国；如果没有第三个条件，那么国家就无所谓转型，这样的例子是下面就要讨论的埃塞俄比亚。

一提起非洲的荣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埃及古老的文明，但事实上，更有资格代表非洲文明独立不屈精神的，是位于东部非洲之角上的高原国家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埃及文明虽然古老，但第一它不是黑人建立的，第二埃及文明自从末代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之后，实际上已经灭亡了。末代女王之后埃及三次更换自己的信仰，先是屈从于罗马的多神教，之后改信基督，最后被穆斯林征服。而在历史上，非洲唯一从古代流传至今，一直保持独立达2000年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基督教国家，就是埃塞俄比亚。

在中世纪，当时西欧社会还非常弱小，不断地受到穆斯林和北方蛮族冲击时，它们幻想着会有一个救世主来救他们，这个救世主不是耶稣基督，而是一个叫约翰长老的东方国王，或者可以称为约翰王。而这个约翰王虽然没有人能说得清在哪里，但从现代研究看，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发明这个观念，显然是受到了埃塞俄比亚的影响。

事实上，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的确是东方仅有的全国都信奉基督教的国家。

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与西方的基督教有所区别，是从埃及传过去的一个分支，被称为科普特派。现在的埃及也依然残存着一部分科普特教徒，他们与普通基督徒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教义认为基督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所以称为一性论者。而普通基督教认为耶稣同时具有人性与神性。埃及的科普特人有自己的教宗，说着古老的埃及语（现在叫科普特语），也就是被象形文字记录的语言。在大部分埃及人已经改说阿拉伯语的今天，这少量残存的科普特语就成了人们解开象形文字的金钥匙。

埃及的科普特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传到了位于现代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南方诸国，到最后在埃塞俄比亚存活了下来。

事实上，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还远早于基督教的传入。在埃塞俄比亚的阿克苏姆，至今依然耸立着许多巨型的方尖碑，这些方尖碑是存在于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即便放在其他的任何大洲，这些纪念碑也显得异常壮观。这说明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埃塞俄比亚的古文明已经很发达了。

基督教传入这里后，之所以能够流传2000年，得益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埃塞俄比亚人的虔诚。他们不仅相信《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还认定自己就是《圣经》中所罗门王与南方地区的示巴女王的后代。所罗门王是位于以色列的犹太人的国王，示巴女王是某个南方王国的女王，曾经去耶路撒冷见过所罗门。埃塞俄比亚人就对号入座，认为这个南方王国就是阿克苏姆，甚至在一片巨大的遗址中发现了一个类似于石头座位的遗迹，认定那就是示巴女王的宝座。

其次，埃塞俄比亚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距离海岸不算遥远，阿克苏姆更是红海贸易的一个受益者，但它又处于高原之上，高原上资源贫瘠，足以让入侵者们望而却步，或者认为不值得使用武力夺取。

由于缺乏竞争者，埃塞俄比亚人也在继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奇迹。阿克苏姆王朝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札格维王朝，这个王朝把首都定在了阿克苏姆以南数百公里的拉利贝拉，在那儿挖了一系列的岩石教堂。这些教堂不是在山体上，而是深入平地之中。如果在远处看，那只是一片平地，走近了，才会看到人们已经把脚下的岩石凿开，变成了十字架形状的教堂。

札格维王朝后期，一位自称所罗门王后裔的人篡夺了王位，建立了所罗门王朝。所罗门王朝的寿命极其漫长，从1270年一直持续到1974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当它建立的时候，还是中国的南宋末期，到灭亡时，中国已经跨越了元、明、清和民国，进入人民共和国时代。

到了西方瓜分非洲时，埃塞俄比亚又幸运地避免了被占领，这其中除了地理位置偏僻之外，它还恰好处于多国势力范围的交叉点上。它距离法国“2S”的东端点索马里不远，与英国殖民地苏丹接壤，同时还有一部分索马里是被意大利占领的。这种处于强权夹缝之中的局面，让各大强权都不想动它。

到最后，由于意大利统一时间很晚，在世界上没有抢到多少殖民地，在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时，匆匆忙忙将埃塞俄比亚定为自己的入侵目标。1895年和1935年，意大利两次入侵埃塞俄比亚，都被这个非洲国家击败，灰头土脸地撤离。

击败意大利，也让埃塞俄比亚成了非洲国家的榜样，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都受到过埃塞俄比亚的鼓舞。它的末代皇帝海尔·塞拉西作为非洲领袖，也将非洲联盟的总部争取在了自己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但不幸的是，正是因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过于辉煌，虽然它拥有着无比的地理优越性，并处于帝国的夹缝之中，甚至受到了英、法等帝国的尊重，成了这个大洲理所当然的领袖，这点甚至比日本和泰国的处境都好，但它缺乏的是改革的动力。

直到20世纪70年代皇帝被推翻时，这个国家依然是一个一人独裁的国家，没有任何现代化的政治机构，也不存在官僚之外的经济体系。如果说，中国的闭关锁国持续到了1840年就不得不被打破，人们从此慢慢放弃了幻想，开始试图融入世界规则，但埃塞俄比亚却是始终生活在幻想之中，认为自己就是规则制定者。就这样，条件最好的国家反而成了行动最慢的国家，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埃塞俄比亚是不愿意转变的代表。而另两个夹缝之国阿富汗和波斯却是帝国博弈的受害者。它们试图保持中立，却始终无法找到中立的点在哪里，即便小心翼翼，到最后还是被几个帝国庞大的身躯挤碎了。

数千年历史中，伊朗（在1935年之前称波斯）和阿富汗一直是作为文明的连通器和分界线著称的。从欧洲经过君士坦丁堡（现在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前往亚洲，离开土耳其的小亚细亚之后，必须首先经过伊朗，再过阿富汗或者中亚前往中国的新疆地区，最后到达东方，这条线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另外，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南线，可以从伊朗经过沙漠地带，或者经过阿富汗翻越兴都库什山口进入印度。

不管是前往欧洲、中国、印度，还是翻越高加索山前往北方的俄罗斯草原，甚至乘船经过波斯湾前往印度、非洲和东南亚，伊朗可谓四通八达之地，因此可以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

而从伊朗出发向东，首先碰到的是阿富汗，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是隔开南亚和中亚的巨型屏障，也正因为这座山，阿富汗可以称为“世界之墙”。从中亚翻越兴都库什山，再经过一个叫开伯尔山口的著名通道，就可以前往印度了。

在古代史上，伊朗和阿富汗都因为控制了交通要道而有过数次繁荣，伊朗在希腊时代就曾经出现过强大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著名的国王大流士和薛西斯曾经挥兵西进，进攻过古希腊，而由于古希腊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正源，伊朗也就莫名其妙背上了“西方之敌”的黑锅，这一背就是2000多年。

阿契美尼德王朝灭亡于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伊朗国内还出现了游牧性质的帕提亚帝国，这个帝国继续和西方（罗马人）作对，罗马共和国晚期著名的前三头之一克拉苏就是死在了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中。帕提亚帝国衰落后，伊朗再次出现了萨珊帝国，被认为是波斯本土文化的高峰。

阿拉伯帝国崛起后，波斯的萨珊帝国被征服，但由于阿拉伯人最初的文化程度不高，而波斯却是一个极度发达的文明，因此，阿拉伯文明甚至可以称为嫁接在波斯文明之上的寄生文明。到了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时期，波斯对阿拉伯帝国的影响已经变得举足轻重了。

伊朗还给伊斯兰教贡献了两个不可磨灭的遗产：什叶派和苏菲派，这两个派别（特别是前者）与传统的逊尼派产生了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