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信不等于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首先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做法，中国在步履蹒跚中摸索了几十年，有成绩也有不足，最终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

当我们为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而扼腕时，却忽视了新兴国家的一个共性：世界上很大一部分新兴国家，在独立后都立刻采取了计划经济或者半计划经济的做法，其中许多国家至今依然无法回头，在停滞的烂泥中继续挣扎。

新兴国家之所以乐于采纳计划经济，很大的原因在于过度的自信：既然独立都可以争取到，那么独立之后的发展看上去是一个更加容易达成的目标。这种自信心（或者叫经济自信）是很大一部分国家独立之初的共同特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看上去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实行计划经济，上大项目，干大事。当人民有不同的声音，或者因为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而呻吟时，往往被认为是人民的短视造成的小波澜。在这样的潮流中，中国是走了弯路的国家之一，却又掉头足够快，从而避免了进一步的混乱。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1949年10月以后的几十年采取的计划经济，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世界政治环境的，事实也证明，中国的以“人民为本”的计划经济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与其他国家的计划经济有本质不同。

本书的第四章以“皮埃尔之惑”开头，讨论了新兴国家的政府主导和民间自由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称为人权和主权的关系。皮埃尔是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他向往人权，并因此对法国大革命充满了好感，但由于法国入侵了俄国，即便他向往人权，却不得不拥抱主权优先的思想去帮助祖国对抗法国。

在现实中，“皮埃尔之惑”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之中。这种矛盾既可以反映在政治上，也可以反映在经济上，后者就表现为是要计划还是要市场的问题。

不管在亚洲的越南、缅甸、印度以及中亚各国，还是在中东的土耳其、伊朗、埃及，又或是在非洲的坦桑尼亚、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都有过一个强烈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政府的主导下，新兴国家很快将大部分的资金花费在华而不实的项目上，也浪费了最初的发展机会，更浪费了第一代领导人在独立过程中积累的威望。于是，许多国家过渡到了更加混乱的第二代领导人统治时期，也就是强权和暴力时期。直到第三代领导人的崛起，新兴国家才普遍采纳了市场经济的做法。

但是，计划经济又是有惯性的，在任何时候，政府都有着强烈的插手经济的冲动，即便是经过了长期的自由化改革，依然有可能重新回归计划。伊朗和土耳其，都曾经受到过长期的市场培育，但随着一个有威望的领导人的崛起，在他的率领下，整个社会很容易就回归到权威经济之中。这一点在拉丁美洲也常常遇到，于是就有了拉美陷阱的说法。

除了计划和市场问题，在许多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世俗化一直是它们的心头之痛。以中亚地区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例。在百年之前，阿富汗已经步入了改革和发展的轨道，而乌兹别克斯坦却依然是宗教色彩浓厚、又笼罩在俄国（苏联）羽翼下的神秘国度。但百年之后，在阿姆河南侧的阿富汗女性们又再次回到了罩袍之下，男性们惴惴不安地惊恐于时常发生的暴力袭击，可一跨过阿姆河来到北岸的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美丽的姑娘穿着长裙出现在街道上，立刻让人们意识到了它的和平与宁静。本书无意忽略中亚所存在的更多经济问题，但是，正是通过苏联时代的世俗化政策，使得中亚已经脱离了宗教化的基础，从而拥有了和平的可能性。

在许多国家，世俗化与民主制之间的冲突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埃及21世纪的“颜色革命”为例，虽然“革命”实现了民主化，但随后的民主选举却选择了宗教性的穆斯林兄弟会上台，而穆斯林兄弟会的目的，却是要颠覆民主制和世俗制度，实行教法治国。

在宗教化强烈的地区，许多国家是通过一个世俗化的强力人物来解决问题的，最典型的是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改革，正是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强行打掉了土耳其的宗教束缚，使得土耳其拥有了百年的发展。但是，一个强力人物如果无法把控自己的野心，又很容易造成独裁问题，埃及、叙利亚、伊拉克莫不如此。

到底如何才能处理这种问题，依然是许多新兴国家不得不面临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