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朝政（一）

收复长安之后，对于皇帝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军事，而是家庭关系。

整个收复战役中，在成都的太上皇几乎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给皇帝添了许多的麻烦。收复后，皇帝首先担心的是，太上皇一日不回来，就可能给帝国多带来一些麻烦。

唐朝宫廷有父子反目、钩心斗角的传统，甚至许多次内斗都必须以一方的死亡作为结果。太上皇到达成都后，任命了不少官员，虽然他也主动向新皇帝示好，让这些官员到北方见新皇帝，可是毕竟没有人知道这位太上皇和皇帝一旦重聚，是否能够平衡好权力。

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太上皇完全放弃权力，让皇帝独揽朝政，但没有人有充分的把握认定他会这么做，而太上皇本人也不确定儿子会不会对他不利。唐朝宗室纷争的传统让所有的人都无法彼此信任，只能预先进行防范，而他们的防范又会被对方解读为冒犯，最终激起双方的敌意，让事情无法收场。

但如果太上皇不回来，处于皇帝身边，在成都就会出现另一个小朝廷，这个小朝廷早晚会和长安的朝廷出现冲突，甚至反目成仇。这样看来，父子之间情况极其微妙，不管太上皇回来还是不回来，由于双方无法建立互信机制，都会导致进一步的冲突。

从皇帝的角度看，是希望太上皇回来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朝廷的分裂。但是太上皇到底是把避免分裂放在首位，还是把自己的安危放在首位？一个已经放弃过整个帝国的老人会在意所谓的分裂吗？皇帝又要怎样才能取信太上皇呢？

在刚刚收到攻克长安捷报的九月二十九日，皇帝除庆祝收复都城之外，还派人给身在成都的太上皇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请太上皇回京继续当皇帝，而自己将回到东宫继续当太子。

如果了解唐朝的内斗传统，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封非常不合时宜的信。当了皇帝的肃宗身边已经聚集了大批亲信，一旦皇帝放弃皇位，让位给父亲，太上皇如果继续使用这些朝臣，必然无法施展自己的政策，可如果换人，又必然引起宫廷内的阴谋和内斗，造成父子反目和宗室血案。太上皇也必然会意识到，儿子之所以做出这么大的许诺，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回去而已，其余的都不能当真。这封信事实上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是发出了父子内斗的第一个信号，作为聪明人的太上皇必然会察觉到这个信号，而最安全的方式就是继续留在成都，形成割据局面，避免被儿子及其党羽害死。

在攻克长安时，李泌是跟在广平王身边的。皇帝将他召回后，把给太上皇的信给李泌看了一下，李泌立刻意识到这封信会让太上皇强化割据之心，不会再回来了。作为补救，他请皇帝以群臣的名义给太上皇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详细叙述了群臣在马嵬坡留下太子，并在日后劝进的来龙去脉，表明事情是不得已而为之，不是太子有意去争夺皇位。信中还以群臣的口吻描述了皇帝对太上皇的思念，请太上皇回长安，以便皇帝尽孝。这封信再也没有提到皇帝退位给父亲，只是通过父子亲情暗示，请太上皇回长安颐享晚年，只要太上皇不参与政治，皇帝不会对太上皇做出不利的事情。

这两封信一先一后到达了成都，太上皇看了第一封信，立刻意识到这是内斗的信号，回信表示，请皇帝把剑南（四川）让出，他准备在这里养老，这事实上就是宣布了割据的局面。太上皇的回信于十月十八日返回凤翔，皇帝见信大惊。就在他惊魂未定时，太上皇的第二封信到了。原来，太上皇最初也只看到了第一封信，后来看了“朝臣”上的第二封信，意识到父子之间暂时可以取得互信，他决定以国家为重，回到长安。虽然太上皇可能对未来依然有疑虑，但这种疑虑不至于让他做出激烈的举动，而是宁愿相信皇帝，碰一下运气。

除了解决太上皇与皇帝的纠纷之外，李泌还试图调和皇帝与未来太子的关系。鉴于皇帝有听信妃子（未来皇后）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的“前科”，甚至因此杀死自己最有才干的儿子建宁王，李泌以武后和她的儿子们的故事提醒皇帝，他的儿子是有限的，不能一个个都杀掉。这个提议保护了未来的太子广平王，也就是将来的皇帝代宗。

在帮助皇帝解决了家事之后，李泌提出离职。他在肃宗皇帝最危急的时候前来帮助，又在皇帝刚刚克复两京时就选择离开，与其他宰相的内斗倾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安史之乱时期的诸位宰相级官员中，李泌（事实上他没有在肃宗时期担任宰相，而是到了德宗时期才拜相）和张镐如同两股清流。他们一个通晓世事、屡出奇策，另一个刚直不阿、爱惜人才，虽然都执政不长，但因继承了玄宗早期的贤相传统，被人们所铭记。

在离开肃宗之后，李泌前往衡山修道。但这只是他漫长的传奇生涯中的第一步，在代宗和德宗时期他还会在关键时刻回来帮助皇帝，表明了他在朝堂和山海之间的适应能力。只是后面的部分由于与本书无关，他的传奇也就暂时离开本书读者的视线了。

十月十九日，皇帝终于离开了他的凤翔行在，向长安进发。在同一天，他派出韦见素去四川接太上皇。

二十二日，皇帝来到了咸阳东的望贤宫，在这里他得到了东都洛阳的捷报。第二天，皇帝进入西京长安，此时距离他们离开长安已经一年多，距离房琯组织的第一次反攻也有一年了。那一次皇帝本来以为能够回来，战争却又拖拖拉拉进行了一年，唐军才终于有了突破。不过，获得了两京的皇帝怎么也想不到，八年的安史之乱只不过才刚到第三个年头，实际时间不过只有两年而已。这也可以看出唐军的脆弱，以及唐朝的官僚系统被破坏的程度。

长安的百姓欢呼雀跃，到二十里外迎接皇帝，许多人都喜极而泣，以为会回到盛世之中。他们不知道，这个皇帝和当年的玄宗皇帝已经有了区别。很快，加税和货币贬值的厄运都会纷纭而至，皇帝不这样做就无法渡过难关。

皇帝没有去城内的西内太极宫居住，而是来到了城外北方的大明宫。这也表明了皇帝的谨慎，不敢完全相信长安的百姓，毕竟在城外的大明宫更加安全一些。在大明宫，那些曾经投降了叛军、担任大燕官员的人都被迫光着脚、摘掉头巾在含元殿前站着，等待皇帝的裁决。皇帝到达后，他们在兵士的环卫下给皇帝叩头。他们的命运在下文还会谈到。太庙已经被叛军烧掉了，皇帝无法祭拜，只能素服对着遗迹哭了三天。

也是在同一天，太上皇从成都出发，踏上了回归的道路。

十一月初，广平王和郭子仪都从东都回来了。皇帝对郭子仪表示感谢，感慨整个国家的再造都有赖于这位以宽宏为主的将军。从军事谋略上来讲，郭子仪吃过不少败仗，对军队的控制和运用也比不上李光弼，甚至不如仆固怀恩，但郭子仪的宽宏和坚韧却是唐朝再造过程中最需要的。正是他在肃宗最危急的时候率兵前往灵武，才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局势。也是他一次次失败后又一次次继续努力，才有了克复两京的功业。更重要的是，李光弼和仆固怀恩等人也是有私心的，他们的战斗力很强，却无法解决唐朝君臣互相猜忌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一直困扰着各位将领，让他们除了与敌人作战，还必须互相防范，避免被自己人杀死。皇帝任命宽宏大量的郭子仪作为副元帅，恰好解除了人们的担忧，所有将领都认为在郭子仪的手下不会被埋没，也不会遭到报复，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去打击敌人，将互相怀疑的诡异气氛暂时清除了。

十一月初十，太上皇终于来到了凤翔，跟随他的士兵有六百余人。他走的时候仓皇，回来的时候凄凉，所有的人都在庆祝伟大的胜利，只是这个胜利和太上皇无关，他只是一个坐享其成的老人而已。

为了表示自己接受命运的安排，太上皇把他的士兵都送到了郡县听命。皇帝则派出了三千名骑兵表示欢迎。太上皇之后的行程很缓慢，直到十二月初三，他才来到咸阳。皇帝则在望贤宫等候自己的父亲。到这时，双方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年多以前，太子是那么弱势，甚至担心自己能否活到即位那一天；如今，新皇帝的地位已经稳固，担忧自己未来的反而变成了太上皇。

二人自然也免不了表演一番。太上皇在望贤宫的南楼之上等待皇帝，皇帝没有穿象征皇帝的黄袍，而是穿了一件当太子时的紫袍，骑着马，第一眼见到南楼时就下马，步行到楼下。唐代臣下见皇帝的礼节除了拜之外，还要做一种特殊的舞蹈动作，现在这种动作已经失传了。皇帝对着楼上拜舞。太上皇从楼上下来，抚着皇帝哭泣，皇帝则抱着太上皇的脚呜咽着。

接下来，太上皇向人要来了黄袍，亲自给皇帝穿上。皇帝则不断地磕头拒绝。太上皇表示，这是天数，皇帝已经得了人心，而他想要的，只是安度余年。皇帝这才接受下来。

老百姓也在承担着本分的表演，他们先是在仪仗队之外围观赞叹。当仪仗队移除后，他们前来拜谒，并表示见到两位皇帝真是太幸福了。

上殿时又是一番推辞，太上皇不肯居于正殿，又是皇帝亲自扶他登殿。吃饭时也是皇帝先品尝，表示没有事，再送给太上皇吃。

后世的史臣不厌其烦地记载了这一幕幕礼节，是为了彰显教化，表明君臣父子的礼数。但后人看到的却是父子两人处处表现得小心翼翼，以免引起对方的戒心。他们越表现得彬彬有礼，越容易让人看到背后的剑影刀光。

这一切礼节还没有结束。初四回程时，皇帝亲自给太上皇试马，又扶他上马，为他牵笼头，走了几步，太上皇这才制止了他继续步行。于是皇帝骑上马在前面带路，他不走在正中，而是走在一边，把中间的驰道让给父亲。太上皇感动地说：“我当天子五十年都不算贵人，今天当了天子父，才真的算是贵人。”一句话道出了他心中的不甘与酸楚。

太上皇从长安西北角的开远门进入大明宫，登上正殿含元殿抚慰百官，之后前往长乐殿感谢九庙主，痛哭一场之后，离开大明宫，来到了号称南内的兴庆宫，这里是他当太子时的宫殿，规模比太极宫和大明宫小得多，但之后由于扩建过，也号称是皇宫，被称为南内。太上皇以后就在这里居住。

这还不算完，皇帝还在不停地上表请求避位，请太上皇执政。每一次上表，太上皇就离权力的舞台更远一点。他就这样被儿子半孝敬半逼迫着永久性地离开了权力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