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转直下（二）

当天皇帝还从城中的太极宫撤到了城北的大明宫。太极宫位于城内，要想逃走必须从北面出去绕路，否则就必须经过居民区，会引起人民的恐慌。而大明宫在城外，周围就是皇帝平常游猎的禁苑，从这里逃走很难被普通人发现。

当天晚上，皇帝命令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顿好六军，多给赏赐，又从皇家马厩中选了九百多匹马，做好准备。

第二天（十三日）一早，皇帝带上了贵妃三姊妹、皇子与王妃、公主、皇孙，加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以及亲近的宦官、宫人，悄悄地出发。他们从大明宫出来就是禁苑，禁苑将大半个汉长安城包含在内了。从禁苑的西门延秋门出去后，就来到了郊外，接着渡过渭河上的便桥，就算离开了长安界。

在离开前，关于左藏库的财富问题，皇帝与宰相还有一次讨论。左藏库所藏都是皇帝的私家财富，却无法全部带走，按照杨国忠的意见，不如一把火烧掉，免得留给叛军。但皇帝却认为，就算烧掉了左藏库，叛军还是会从长安人民手中压榨出足够的财富，还不如将左藏库留下，让人民的日子好过一点。

皇帝离开得神不知鬼不觉，大部分的官员都被扔在了长安，其中不仅包括提议抗敌的高适，还包括一心要做维摩诘一样达人的王维。

到了清早，文武百官中依然有人来到宫外等待上朝，宫门外的仪仗队依然保持着一个王朝的尊严。但出乎意料的是，等宫门打开，情况突然变了。从宫门冲出的宫人四处逃窜，皇帝离开的消息也散布开来。这时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纷纷四处逃走。流氓们乘机进入宫廷之中，将各种奇珍异宝盗走，甚至有人把驴都赶来，好驮更多的东西。皇帝好不容易忍住没有烧掉的左藏库也在一把火中烧掉了。

留守官员一面救火，一面杀人，整顿好秩序。之后京兆尹崔光远派他的儿子带上长安城门的钥匙，去见安禄山，将长安城拱手让给了叛军。

皇帝的幸运在于，安禄山已经被胜利吓坏了。他没有想到崔乾祐能够用这么少的军队击垮唐军的主力。之后，他反而变得优柔寡断，首先命令崔乾祐停止进攻，等待他的大部队，之后才派人进入长安。在长安进行掠夺和巩固，这一切又消耗了他的时间，使得护卫着皇帝的那支充塞着老弱病残的队伍得以从容地离开，完成了一次唐朝版的敦刻尔克撤退。

皇帝过了渭河继续向西，派遣宦官先行通知途经的各个郡县赶快迎接皇帝。中午吃饭时间，他们已经走到了咸阳东面的望贤宫。皇帝原指望有人前来迎接，不想前面去的宦官把消息告诉县令之后，县令和百姓立刻跑得一干二净，就连传信的宦官也跟着他们跑掉了。杨国忠只好自己掏钱买了几个胡饼送给皇帝充饥。当人心稍稳时，当地人终于来了，他们带来了一些夹杂着豆子的粗饭，给皇子皇孙们充饥，这群饿惨了的公子哥儿们立刻抢了起来，一会儿就吃光了，还嫌没有吃饱。皇帝为这些粗饭都付了账。

除了人不禁折腾之外，就连皇帝的御马也受不了，得了病。皇帝见大家没有吃饱，想把马杀了吃，但他的提议没有人同意。这可能和时间不够有关。

父老乡亲们望着皇帝大哭，有大胆的人开始和皇帝说起了话，甚至怀念着玄宗早期的贤相集团，并感慨现在围绕着皇帝的都是小人。他们当然不可能知道，所谓贤相与小人，都只是皇帝的需要罢了。皇帝装模作样表达了悔恨之情，但是由于政治条件的变化，即便在未来，也没有皇帝能够将朝政恢复到当年贤相集团的面貌了。

到了晚上，皇帝一行来到了距离京城八十五里的金城县（即始平县，位于陕西咸阳西北）。这里的县令也早已经逃窜，百姓也大都逃散了。他们走时过于匆忙，家中的锅碗瓢盆都没有来得及收拾，士兵们就拿起炊具自己做饭吃。此时，跟随皇帝的人也出现了大量的逃亡。在驿站中休息时，由于没有灯，条件也不行，只好人压着人密密麻麻睡下，不再区分贵贱老幼。也是在这时，王思礼从潼关赶了过来，将哥舒翰被擒的消息带来，皇帝这才知道在潼关到底发生了什么。

皇帝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让他赶快北上去招兵，等待机会。王思礼见过皇帝一面就匆匆上路了。

十四日，皇帝一行来到了马嵬坡，将士们又饥又累，怨气很大。陈玄礼担心士兵们哗变，通过宦官李辅国与太子商议，把杨国忠作为事件的元凶除掉，但太子不敢这样做，也不敢告诉皇帝。跟随皇帝逃难的还有二十多个吐蕃的使者，他们恰好拉着杨国忠的马，向他诉说着什么。士兵们中立刻流出杨国忠和吐蕃人图谋造反的传言，有人对着他射箭，但只射中了马鞍。杨国忠策马逃跑时被士兵们追到了马嵬驿的西门杀死肢解，将他的头颅挑在枪尖上。御史大夫魏方进试图阻拦士兵，也被杀死。一同死去的还有杨国忠的儿子杨暄，以及他的姊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韦见素被乱兵打破了头，但被人救下。

皇帝在驿站中听到了外面的喧哗，他的左右却告诉他那是杨国忠谋反。皇帝拄着拐杖来到门外，请求军士们散去。但是士兵们害怕日后被报复，不肯离开。陈玄礼乘机告诉皇帝，除非杀掉贵妃，表明杨家彻底倒台，否则士兵们是不甘就此罢手的。

皇帝沉吟了一下，表示会亲自处理这件事。他回到驿站，拄着拐杖低头而立。身边的京兆司录韦谔（韦见素之子）见他为难，当即跪下请他当机立断。皇帝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表示国家的事情无关贵妃，但这一次，就连高力士也劝他这不是考虑谁有罪的时候，只是为了救自己一命。皇帝这才命令高力士把贵妃带到佛堂，将她勒死。

在正史中，贵妃在死前到底说了什么，她是顺从，还是哀求，还是大义凛然，一概没有记录下来。对于写正史的人来说，这个女人只是一个工具，她之所以成为贵妃，是因为皇帝的需要，她的死也是皇帝的需要，一切都不需要她自己开口。

死后，她的尸体倒还是有用的，因为必须把尸体展示给将士们，士兵才会继续接受皇帝的领导。

杨国忠被定为安史之乱的罪人也是有疑问的，虽然他自身有着很深的偏见和内斗特征，但杨国忠却是较早提醒皇帝安禄山会反叛的人。至于说他作为宰相作恶太多，事实上，他更多的是充当了一个权臣的角色，权力过重却使用不当。但权力过重也不是他造成的，而是唐玄宗的政策逐渐演化的结果。可以说，皇帝创造了太多不适合的职位，其中最不适合的有两个，一个给了安禄山，另一个给了杨国忠。只要坐到了这个职位上，唐朝所不可避免的内斗和对人身的威胁，自然会酿成最糟糕的结局。

十五日，皇帝离开了马嵬坡，他的高级朝臣中只剩下了韦见素一人，韦见素的儿子韦谔也受到了提拔，成了御史中丞充置顿使。

皇帝一直想去四川，但将士们却认为路太远，而且是杨国忠过去的地盘，有的想去河陇，有的想去灵武，还有的想去太原，甚至有的想回长安。韦谔建议不如先到扶风再做商议。

关于皇帝和士兵的争执，实际上还和一个中国军事地理秘密有关。这个秘密就是：一旦一个王朝被迫离开北方，到了南方，它几乎是不可能再回到北方的。在历史上，不管是唐代之前的东晋，还是后来的南宋、南明，只要统一的王朝被北方势力赶到南方，就彻底告别了中原，只能作为一个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存在了。

南方之所以无法反攻北方，在于南方的地理太破碎，而北方的地理利于防守。南方的地理结构是一条长江串起来的几个盆地和平原，包括四川盆地、两湖盆地、赣江谷地、江东地区（长江中下游平原）。这几个地理单元过于支离破碎，每一个都很难与北方抗衡，它们之间的联络又不容易，无法产生协同性。

而北方的地理却非常简洁，有着巨大的华北平原，华北平原又有着山西高地的保护，并附带着地理结构完整的关中地区。一旦北方政权将华北、山西、陕西同时占据，即便南方政权能够进行北伐，甚至能够拿下华北，北方军队依然可以通过山西高地打击华北地区，让他们无法久守。

玄宗皇帝放弃北方逃到四川，就可能陷入这样的境地。一旦安禄山获得了华北和陕西，就很容易扫荡山西地区，从而掌控整个北方，到时就拥有了军事地理上的优势。即便唐朝能够继续存在，也只能作为南方的一个小朝廷而活着。

很可能皇帝再也回不到关中，这里的父老也就永久性地脱离了唐朝的庇佑了。

但是，玄宗皇帝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逃亡南方呢？这主要是从自己的安危出发。随着关中和华北失守，北方留给唐朝的只剩下山西以及西北的一些边角地带，皇帝在北方比在南方要危险得多。而四川虽然无法反攻北方，却是建立小朝廷的安稳之地。考虑到皇帝年纪已经大了，只要防守得当，四川撑上二三十年，皇帝就可以平平安安死在那儿了。

人们可以谴责玄宗皇帝的自私，却无法强迫他留下。但另一个人所承受的压力却要比玄宗皇帝大得多，那就是他的太子。按照正常情况，太子可以比玄宗多活很多年，如果去往南方地区，一旦玄宗去世，那么留给太子的必然是一个烂摊子，很可能撑不到太子也死去的时候，到时太子将作为一个亡国之君被记录在历史之中。只有看到了这一层，才会理解百姓苦苦哀求皇帝留在北方的意义，以及后来玄宗、太子的各自选择。

当皇帝向扶风逃走时，数千名父老乡亲的苦苦挽留，皇帝不胜其烦，只好留下太子抚慰百姓，自己先行离去，到前面等太子。不想等了很久也不见太子来，后来他的孙子广平王李俶到了，带来了口信，皇帝才知道太子决定不跟他走了，而是选择北上。他感慨万千，给太子留了两千兵马，自己离开。

按照史书，劝说太子留下的是父老乡亲、宦官李辅国、太子的三儿子建宁王李倓等人，但很可能太子本人就不愿意跟随父亲入蜀。不管怎样，父子二人从此分开，也意味着玄宗皇帝从此脱离了政治的中心，太子担起了拯救国家的重任。我们先将玄宗的行程简单带过，再转回到太子的抵抗上来。

皇帝十七日到达岐山，十八日抵达扶风，十九日宿陈仓，二十日到达了散关道的起点大散关。二十四日，皇帝到达河池郡，也就是凤州。七月十二日，皇帝到达普安（剑州）。十八日，皇帝到达巴西；二十八日，经过了几十天舟车劳顿的皇帝终于抵达成都，跟随他的官员和士兵只有一千三百人。等他到达成都时，太子已经掌握了权力，在北方领导着抵抗运动，玄宗皇帝和他代表的那个盛世都已成了人们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