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相集团的覆灭

开元二十一年底，皇帝任命了两位新宰相：裴耀卿和张九龄。这两人是典型的能臣（聚敛之臣）和直臣（贤相）的搭档。裴耀卿扮演的是一个能臣的角色，帮助皇帝处理经济问题，而张九龄则属于传统的贤相集团。

张九龄是武后末期选拔的进士，长安二年进士及第。之前他在家乡就有着聪敏善文的名声，十三岁时就获得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的称赞。玄宗当太子时，张九龄又获得了他的称赞，被提拔为右拾遗。张九龄为人正直，曾经在吏部主持书判拔萃的考试。

张九龄是张说的好朋友。他曾经叫张说防备宇文融等人，但张说没有听进去，这导致张说和张九龄同时被贬。但是，皇帝依然记得张九龄的才华，加上他风度翩翩，皇帝择人时总是以张九龄作为标准来衡量对方的风度。在当宰相之前，张九龄正在为母服丧。等他回来后，皇帝立刻任命他为宰相，与宇文融同列。

张九龄当宰相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向长安押送了一个人来，这个人身材肥胖魁梧，是个胡人，名叫安禄山。安禄山是张守珪的裨将，他曾经在与奚、契丹的战斗中打了败仗，张守珪认为失败的责任在安禄山，于是将他押送至京师接受处罚。张九龄在日后被人们提到最多的事情，是他坚决要求处死安禄山，但皇帝没有听从，而是原谅了安禄山，放他回去了。就因为这件事，皇帝后来很后悔没有听张九龄的话。

唐朝笔记的传奇性质太浓，这件事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张九龄在当时最著名的是他的刚正不阿，希望皇帝回到开元早期的明君行为上，贬斥那些不合格的权臣，不要随便提拔那些无才之人。他的做法可以说与之前的宋璟、张说等人一脉相承。

虽然裴耀卿更接近于理财官员，但至少也是一位相对廉洁的人，两人的配对可以保证皇帝的政策依然沿着开元贤相的路子走下去。

第二年五月，也就是任命两位宰相不到半年后，皇帝又任命了第三位宰相李林甫，于是事情就起了巨大的变化。

从世系上，李林甫可以算是皇亲，他是唐高祖李渊的从父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的舅舅是楚国公姜皎。李林甫非科举出身，他精通音律，最初任千牛直长这样的小官，玄宗初年姜皎得势时，让他当上了太子中允。李林甫又顺着姜皎的关系找到了姜皎的姻亲即侍中源乾曜，请求提拔，却被公事公办的源乾曜拒绝了。

开元十四年，李林甫结交了玄宗时期的第一位聚敛之臣宇文融。宇文融也正好需要帮手，于是将他提拔为御史中丞。之后，李林甫又担任过刑部和吏部的侍郎。宇文融提拔李林甫，目的是为了对付张说。果然李林甫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与宇文融合力将宰相张说扳倒。

但宇文融随后的倒台并没有影响李林甫，他很快又有了新的靠山。这次的靠山是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武惠妃是杨贵妃出现之前的第一红人，她的最大目标是让儿子寿王挤掉当时的太子李瑛，成为皇帝的接班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武惠妃也在招兵买马，积攒自己的势力，她将李林甫招入帐下。李林甫除了武惠妃这一条路之外，还善于结交各色太监和宫人，这些人在皇帝面前不断地说李林甫的好话。到了开元二十二年五月，皇帝终于将李林甫任命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了宰相之一。

李林甫上台后，立刻获得了皇帝的喜爱。他在宫中耳目众多，善于猜测皇帝的意图，因此，他的建议比起其他两位宰相来，更符合皇帝的口味。这里，就涉及一个宰相的职责问题。在贤相集团看来，宰相的职责是替皇帝治理好国家。但是，皇帝却越来越认为，所谓宰相，就是按照皇帝的意图做事的人。事实上，玄宗后期一直在寻找的，就是一个能够理解他的意图，并按照他的意思办事的人。

由于个人的局限性和私欲，皇帝的意图并不总是对国家有利的，贤相们依然认为，只要对国家有利的，就是皇帝应该支持的。这种矛盾导致了皇帝和贤相集团的冲突，只是不管皇帝还是贤相集团，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时，突然间有一个看透了这一切的人横空出世，他就有可能垄断皇帝的意图，长期占据宰相的职位了。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明白，李林甫之所以长期把持宰相之位，并不是他有多厉害，或者多么残酷，而是因为皇帝需要他。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皇帝要从东都返回西京，裴耀卿和张九龄两位宰相认为现在是秋收的季节，皇帝回京兴师动众，会影响农时，不如晚一点回去。但李林甫却认为长安、洛阳只不过是皇帝的东西宫而已，皇帝在两宫之间来往，不需要看时间，至于影响农时，可以考虑免除回京途经地区的租税。

同年十一月，皇帝和宰相之间再次起了冲突。皇帝想要重用一位武将出身的人——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张九龄等人主张牛仙客无功不应重赏，李林甫却认为皇帝可以自己决定赏赐和任命。到底是制度至上，还是皇帝的意志至上，双方的立场在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异常明确，越来越缺乏模糊的空间。

皇帝选择了支持李林甫，也就必然会抛弃张九龄等人。获得了皇帝的支持，在当年年底，李林甫就以张九龄包庇罪人为由，将张九龄贬斥了。继任宰相的正是牛仙客。

牛仙客作为一位武将，不懂政治，于是，唐玄宗后期就进入了李林甫时代。

在这个时代，唐代的开元贤相们已经一个不剩，甚至宰相也不经常更换了。

人们在日后谈论玄宗时代，总是采取一刀切的二分法，将皇帝的前期和后期截然分开，前期的皇帝英明神武，后期的皇帝昏聩不堪。但事实上，皇帝并没有这么大的变化。在前期，他已经表现出极强的私欲和炫耀武力的虚荣心，只是因为拨乱反正的需要，不得不任命武后时期留下来的一批贤相，首先来稳定局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官僚集团的膨胀，贤相们只知道要求皇帝省钱和节制私欲，这已经不能满足皇帝的需要了。于是，聚敛集团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发展，并取代了贤相集团。两个集团的交接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只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逐渐达成的结果而已。可以说，开元年间和天宝年间的玄宗皇帝从来没有变过，他只是在不停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宰相，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之后，终于找到最适合的人选罢了。在他寻找的过程中，由于在初期无法突破官僚的限制让自己的私欲去干扰民间，从而无意中造就了盛世，可是一旦找到了那一双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的手，他对民间的干扰骤然增加，盛世也就成了过去。事实上，中国不缺乏雄才大略的皇帝，缺乏的恰是放手、不干扰民间的智者。这才是任何自诩为盛世的时期最需要警惕的。

李林甫与牛仙客的搭档直到天宝元年牛仙客去世才告一段落。之后，皇帝先后选择了李适之和陈希烈担任李林甫的搭档，直到天宝十一载李林甫死亡，才不得不换了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李林甫表面上满足皇帝的要求，但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官僚系统，迫使官僚们放弃了为官的原则，只以皇帝和宰相的意见为命令，不许有反对。这就将原本造就了盛世的官员基础破坏了。

贤相集团虽然不存在了，但聚敛集团也并非铁板一块。事实上，由于缺乏道德标准，聚敛集团内部的斗争是远高于之前的官场的，他们争先恐后地争夺着皇帝的宠爱。李林甫除了满足皇帝的要求，还必须镇压聚敛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才能稳固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