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敛集团的出现

姚崇、卢怀慎、宋璟、苏颋、源乾曜、张嘉贞、张说、李元纮等人所代表的贤相集团有着无数的优点，他们大都赞成政府减少对民间的干预，尽量降低税收，并减少对外耀兵。但这个特点也成了贤相们的缺点，他们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却不会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

所谓节省开支，指的是削减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政府可以少花钱。但是，随着官僚机构的扩大，能够削减的数量是有限的，政府能节省的开支也有一定限度。皇帝除了削减开支之外，还有着强烈的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

但所有的宰相都不会帮助皇帝去增加财政收入，他们的心里还有着一个标准，认为增加财政收入就意味着对民间盘剥。到这时，皇帝和贤相集团之间的蜜月期就过去了。他需要的是另外一类人来帮助他增加财政。但不幸的是，由于文人阶层已经有了自己的选人目标，就连科举考试也只注重文采，不注重理财，这导致那些能够帮助他增加财政收入的官员很难进入到高层，也就无法为玄宗皇帝服务了。

到底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一群聚敛之臣的出现，恰好满足了皇帝的需求。

根据唐人自己的叙述，聚敛之臣出现时，恰好是唐玄宗加大对外战争力度之时。战争扩大了，但战争经费却一直入不敷出，玄宗盼着有人能够想出办法来帮助他。开元九年正月，一位叫作宇文融的监察御史突然毛遂自荐，向玄宗介绍了一套可以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

他的思路是这样的：在玄宗之前，唐代的户籍制度一直不够精确，民间社会实际上瞒报了很多的税基（人口和土地）。唐代之所以有这个问题，主要是因为吸取了隋代的亡国教训。隋朝统一全国，实际上是继承了北周、北齐和南朝陈三份国土，在这三份国土中，北周的户籍制度是相对完善的，而北齐和南朝的户籍制度却充满了漏洞。特别是北齐，也采取了从北魏传下来的均田制，人们在生下来之后从国家领得土地，种到死时再被国家收回去，而其他税收又是按照户来缴纳的。这种制度使得人们并不乐于申报死亡人数和实际拥有的土地，且为了减少户数，往往几十人上百人组成一个大家庭，这就减少了税收。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了苛刻的方法，严格调查土地和人口，希望获得确切的数据来征收税款。不想，由于皇帝过于严苛，官员们摸准了皇帝的心思，纷纷加大了上报量，结果上报的土地面积超过实际土地近十倍。按照这个申报面积来收税，隋朝人民实际上被多征了十倍之多的税。这种重税使得隋朝成了短命王朝。

唐朝正是吸取了这个教训，从开国之初就没有建立过于细密的土地和户籍数据，宽容地对待逃户和瞒田现象。这样做使得民间经济由于税负不重而越来越发达，却使得财政收入总是不足。

根据宇文融的计算，逃户的人很多，这些人都不再向政府缴税，如果能够把这些人找出来，重新纳入户籍，就可以获得他们的税收，这叫扩户。玄宗之前也曾扩户，但由于执行不力，一直很难找到足够的户籍外人口。宇文融认为自己有能力帮助皇帝将逃户的人抓出来，当这些人被纳入户籍开始交税时，也就增加了皇帝的财政收入。

唐玄宗采纳了宇文融的做法，于这一年二月份颁布法令，宣布扩户。同时，他让宇文融担任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并由宇文融指派了二十九位劝农判官去往全国各地，一是统计逃户，二是统计土地。这次事件让民间受到极大的骚扰，但成果又非常显著。宇文融采取的措施是，对于新找到的户籍人口，首先免五年的赋税，可另一方面，他们必须立即缴纳一千五百文钱。这样做的结果是，到开元十二年，他已经找到了八十万的新户籍，相当于唐朝原有户籍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同等规模的土地。同时，由于每人上缴一千五百文钱，还获得了大约十二亿钱，这相当于一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左右。这些钱也并没有进入国库，而是进入了皇帝的私库。在唐代，中央政府的国库是左藏库，而皇帝还有两个私库，叫作大盈库和琼林库，一般政府的税收都是放在左藏库，而皇帝的花销则从两个私库出。宇文融将钱纳入私库，意味着皇帝不需要经过政府就可以直接动用，这些钱大都用于他的私人消费，还有一部分用于战争开支。

通过扩户，宇文融成了皇帝的亲信。由于他掌握着皇帝打仗的钱袋子，州县生怕得罪了他。他也是一个能干的官员，借机会走遍了全国。在皇帝的宠爱下，任何对他的做法表示异议的人都会被贬斥。

对于宇文融的搜刮，并非没有反对者。比如，开元十二年扩户刚刚结束，户部侍郎杨玚就反对说，这样的做法既不公平，又让民间疲敝，虽然看上去得到了一些钱财，却无法弥补民间的损失。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结果却是，杨玚本人被从中央贬斥到地方任职。此刻，皇帝对财臣的需求，已经大大超过了传统的官僚。

第二年，皇帝干脆让宇文融兼任了户部侍郎（原本属于杨玚的职位），让他另外又起了一摊事情：利用搜刮上来的税收开办“常平仓”，也就是反向操作，低买高卖，利用粮食差价赚钱。这样皇帝的搜刮生意就从税收转向了对物资流通领域实行国营的垄断政策。

宇文融最大的对手是宰相张说。作为保卫官僚阶层价值原则的士大夫，张说对于这类“能臣”充满了警惕，认识到他们越能干，给皇帝搜刮的钱越多，民间就会越凋敝。宇文融也注意到这个最大对手，于是先下手为强，在开元十四年联合李林甫等人将张说弹劾入狱，张说虽然保住了性命，却丢掉了宰相的职位。唐玄宗时代姚崇、宋璟之后最强大的价值捍卫者不在了。

张说离职后，皇帝有一段时间厌恶宇文融乱结朋党，将他贬往地方，但他很快发现离不开这个聚敛之臣，重新起用了他。宇文融也明白皇帝的需求，又提出了新的建议：由于黄河在历史上不断决堤，那些黄河故道已经成了土地，却并没有计算进入帝国的耕地之内，宇文融就请皇帝在黄河故道开垦土地，作为官田挣钱。这样的做法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有限。可是宇文融在乎的不是效果，而是能不能让皇帝开心。

果然，皇帝的开心是无价之宝，到了开元十七年六月，随着源乾曜、杜暹和李元纮同时离开相位，宇文融终于迎来了巅峰时刻。这个月，唐玄宗为了填补空缺，同时任命了两位新宰相，分别是兵部侍郎裴光庭（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户部侍郎宇文融（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加上之前任命的主要管军事的宰相萧嵩，构成了新的三驾马车。

这三人中，萧嵩是以战功出身。他本人是世家子弟，不是通过科考进入仕途，因此常常被人们认为文采不足，只是靠着资历深，不与人为敌，因此担任了宰相。

裴光庭属于传统的贤相集团，他的父亲是武则天时期著名的将领——宰相裴行俭。作为名门之后，裴光庭看不起宇文融这样的钻营之徒，但皇帝偏偏配给他这样一名同僚。

在三位宰相中，宇文融属于拥有治国理政新思想的新式人物。皇帝之所以这样配置，显示了他维持贤相集团与聚敛官员均衡的想法。离开了贤相集团，就无法保持民间的稳定，而宇文融带来的财政丰盈对于皇帝的吸引力同样很大，只有双方都尽力，才能保证皇帝的所有需求。

贤相集团看不起宇文融，宇文融也看不起贤相集团，他自许只有自己可以帮助皇帝解决问题。被任命为宰相后，宇文融认为大显身手的时机到了，认为只要能当数月的宰相，就可以让天下大治。

不幸的是，他执政的道路并不平坦，这源于他对于一位皇族的妒忌。信安王李祎军功卓著，就在宇文融当宰相的当年，信安王组织了一场与吐蕃的石堡城大战，将敌人击溃，使得吐蕃决定向唐朝求和。

当信安王回到长安时，宇文融首先安排人去弹劾他。不料信安王提前知道了消息，告诉了皇帝。当第二天宇文融安排的人去告状时，皇帝大怒，将宇文融贬斥。他只当了一百天的宰相就被贬，自然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宇文融倒台后，告状信立刻飞一般到来。皇帝由于国用不足非常想念他，甚至对着宰相裴光庭抱怨，说宇文融贬了之后，谁能来帮我？但在朝臣不断的告状下，皇帝又只好将他越贬越远，直到他去世。

宇文融被免职后，唐代的贤相集团又主持了几年朝政，萧嵩和裴光庭的搭档持续到了开元二十一年，随着裴光庭的死亡而告终。之后，萧嵩推举韩休担任自己搭档，但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两人一同离职。

于是，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唐王朝迎来了第二位能臣宰相，同时还有最后一位贤相。这位贤相就是著名的文人和政治家张九龄。他的搭档裴耀卿则是能臣中的特殊的人物，仕途与其他文官类似，但在作为上却又接近后期的聚敛能臣。

裴耀卿最大的功劳是帮助皇帝运输粮食。到了唐代，关中盆地显得过于狭小，自产的粮食无法满足中央政府各级官员的需要，于是只能从江南地区通过运河系统、黄河转运到长安。由于路途遥远，运送粮食依然不能满足中央需求，皇帝只好定期去洛阳居住，避免粮食长途运输，并节省长安的粮食。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主持了一项重大工程，以解决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

他认为之前运粮最大的问题，在于从江南来的船一路上要等待很久，比如从淮河经过运河到达黄河口，由于运河水浅，要等两三个月时间才能通过，而从黄河口进入黄河，又由于水大，要等两个月时间，水小了才能过去。他希望在每一个等待的地方设立粮仓，让船直接把粮食卸在仓库里就调头回去，分级转运，以提高效率。

另外，黄河的大部分地段都可以通船，只有三门峡一段过于艰险，难以通船。以前如果人们强行通船，会有很大一部分的船只在这里沉没。如果不走这条路，又必须通过东都洛阳走陆路将粮食转运到长安。裴耀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三门峡口的两侧都设了仓库，粮食经水运送到东库，从东库走陆运经十八里山路送到西库，再用水运从西库运到京师长安。整个行程只有十八里路是陆运，其余都走水运，降低了运输的成本。

裴耀卿还开辟了一条北路，将粮食先运送到太原，再走水路进入黄河和渭河，这条北路也保证了河东地区的粮食得以汇聚京师。

通过裴耀卿的努力，玄宗时期的税粮运输能力大大增加，从几十万石跳涨到平均一年二百三十万石，足以供应关东地区的消耗。到了唐玄宗后期，就已经没有必要不定期迁往东都了。

裴耀卿个人野心不大，且接受的是传统的士人教育，没有投机钻营的表现。但他又是一个从贤相集团到聚敛集团的过渡体，做的工作是财政性的，还有一定的节操。但是，随着宇文融和裴耀卿这样的能臣上位，却出现了更多压榨民间的敛财官员。这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太府卿杨崇礼和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以及户口色役使王鉷、水陆转运使韦坚。

宇文融之后，太府卿杨崇礼接替他从地方压榨财物。杨崇礼是一个清廉的官员，但正因为他清廉，不肯变通、帮助民间减少损害，反而给地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伤害。除了杨崇礼之外，他的两个儿子杨慎矜和杨慎名也都是著名的理财官员。其中杨慎矜发明了贡品折现和购买轻货制度。地方进贡的贡品在路途上不好运输，常常出现损坏，比如绸缎等在运输过程中会被污染，因此，杨慎矜命令地方按照货物的价值进贡现钱，而他再用现钱从当地购买更轻的土特产，运送到长安后再高价转卖，获得更多的钱财。由于农民出产的是粮食和布帛，如果要交现钱，必须先变卖这些产品，而变卖时间集中，不得不压价出售，使得农民的负担加重了不少。

水陆转运使韦坚的主要能耐在于挖河。之前的黄河运输只能到陕西华阴的永丰仓，之后由于渭河水浅，往往必须陆运。韦坚指挥挖通了一条与渭河平行的运河，可以将粮食直接运送到长安城。这本来是好事，但随着运河的挖掘，全国各地的良品纷纷被韦坚搜刮并运送到长安，加之他很懂得皇帝奢侈享受的需要，不断变着花样讨好皇帝，甚至把运河行船变成了一种节日狂欢。

更甚的是王鉷，他善于搜刮财产，除了税收之外，甚至逼迫百姓缴纳运输贡品的钱，还故意高估运费，使得这笔钱超过了正贡的价格。正是由于搜刮得力，他每年献给皇帝的钱就达到上百亿，其他的财宝也有类似的数量级。和宇文融一样，王鉷宣称这些钱都不是正式的税收，不用存入国库，而是存入唐玄宗的私人仓库——大盈库，供唐玄宗私人支配。这就彻底破坏了唐代的财政基础。

从张说下台到裴耀卿和张九龄担任宰相，随着皇帝的财政饥渴愈演愈烈，聚敛之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皇帝的左右，控制了唐代的朝政。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这个集团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贤相集团。第二年，聚敛集团中的集大成者李林甫，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上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