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相集团的更迭

在开元初年，玄宗任命了一批贤相治理国家，他们虽然都有个人缺点，但整体上作为一个集团存在。这个集团的特点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都赞成政府减少对民间的干预，尽量降低税收，并减少对外耀兵。

宋璟和苏颋之后，唐朝的宰相制度又保持了十年的稳定，其特征依然是以两个宰相为主。偶尔多出几人或者空缺，但这种时候大都是过渡期，一旦过渡完成，依然是双宰相制。

宋璟和苏颋罢相后，皇帝任命京兆尹源乾曜为黄门侍郎、并州（治所太原）长史张嘉贞为中书侍郎，两人同领平章事，成为宰相。并州是唐朝的北都所在地，也是唐王朝的发家地，那里设立了一个大都督府，相当于现在的大军区所在地。大都督府的都督都是由李氏的亲王兼任的，但这些亲王大都不会去往驻地，而是继续生活在长安。于是，大都督府的二把手长史就成了实际上的负责人，并州长史相当于帝国北方军事上的首席，因此，将他调入长安担任宰相也是情理之中的。

在玄宗初期的宰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不是最著名的姚崇和宋璟，反而是源乾曜。

源乾曜也是进士出身，一直以干练闻名，在姚崇的搭档卢怀慎病重时，他曾经被皇帝选上来担任宰相，作为姚崇的副手。但干了没几天，姚崇就被罢相了，源乾曜将相位让给了宋璟等人。等宋璟罢相后，源乾曜又被皇帝请回来担任宰相，他从开元八年正月接替宋璟和苏颋之后，直到开元十七年六月才被罢相，一共担任了近十年宰相。

那么，源乾曜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长期任职呢？答案是他除了干练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品格：能担事，同时放手少管事。

在宋璟担任宰相时，源乾曜担任京兆尹，相当于国都市长。这个官职本来就属于烫手山芋型的，富贵子弟云集长安，不管什么事，只要牵扯到权贵，都有被告御状的风险。当时，由于皇亲国戚和文人墨客云集，国都圈（关中平原）的粮食不够民众消耗，但要从内地运送粮食又非常困难，皇帝常常选择带着领导班子到东都洛阳居住一段。皇帝去洛阳时，宰相也要跟着同往，于是整个国都的事务都交给了京兆尹，而源乾曜的管理宽严相济，让皇帝感到满意。

有一次，皇家养的一只白鹰走失了，人们发现它死在灌木丛里。众位负责官吏害怕皇帝生气，只有源乾曜安慰众人，说白鹰是自然死亡，谁都没责任。他将责任担了下来，向皇帝解释清楚，事后也没有人受罚。

皇帝正是看上了源乾曜的宽容精神，才让他接替宋璟担任宰相。不管他的搭档如何换人，他始终在台上屹立不倒。虽然他的权力很大，但他永远谨慎地发表意见，甚至大部分情况下只附和别人的意见，只有少数他认为重要的事情，才说出自己的看法。他更像是曹参式的官员，喜欢萧规曹随，既然姚崇和宋璟等前任都已经打下了基础，那就继续下去。正是他的谨慎，让开元盛世得以延续。

另外，源乾曜一直注重让有能力的人上位，让那些依靠祖荫的官员让位。他上台不久，就以身作则，将自己三个儿子中的两个赶出了京城，派到地方任职，只留了一个在身边。在他的榜样作用下，文武大臣纷纷将自己的儿子、亲戚送出京城，形成了良好风气。

源乾曜长期的搭档，最初是张嘉贞，之后是张说，最后是李元纮。与源乾曜搭档的这三个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缺点，而正是这些缺点，让我们看到了开元贤相的复杂性。

最早与源乾曜搭档的张嘉贞是以明经进士登位的，也是武则天时期选拔的人才。在仕途中，他以干练刻薄著称。然而张嘉贞却有着几道过不去的坎：第一道是他的兄弟张嘉祐；第二道是他的几位亲信；第三道是他常用酷刑对待所谓的贪官。

张嘉贞的晋升主要靠帝国的文官系统，而他的兄弟张嘉祐则在武官系统中晋升，最后担任了金吾将军，但这个职位却和张嘉贞在皇帝面前的求情不无关系。张嘉贞本人干练有余、决断有余，但是容忍不足，在碰到源乾曜这位搭档之后，他立刻吃准了搭档的脾气，开始大包大揽起来。很快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亲信圈子，包括中书舍人苗延嗣、吕太一，考功员外郎员嘉静，殿中侍御史崔训，这四个人聚集在张嘉贞的左右，常常在一起议论朝事，形成了另一个小政府。

正是张嘉贞的性格，让人们对他的议论不断，关于他贪污腐败的流言四起，但实际上他本人极其清廉。他退职之后，依然没有任何的田产，就连他的亲戚都看不下去，劝他考虑一下将来，但他表示自己担任过帝国最高职位，这辈子不会受穷的，而且即便准备再多的财富，如果子孙不争气，一样会被败光，不如不留。由于这种清廉的态度，加上急脾气，张嘉贞对于任何指控他腐败的言论都特别敏感。

开元十年，曾经有人控告洛阳主簿王钧为了获得御史的官职，给张嘉贞在洛阳修了宅子。这件事被玄宗知道了，命令将王钧杖杀。张嘉贞不仅不救他，反而暗地里指使人加快行刑。这件事的真相到底如何，史料过于简单，已经不可考，但从张嘉贞不治田产的态度看来，至少不是有意受贿，很可能是陷入了某种潜规则之中，他本人也并不认为违反了官场的纪律。但他对王钧的态度，表明了急于撇清关系的心情。

除了促使王钧被杖杀之外，张嘉贞还经常运用杖杀手段解决问题。秘书监姜皎因为泄露了皇帝想要废除皇后的秘密，皇帝命令张嘉贞想办法找到姜皎的问题，将其治罪。张嘉贞开出的药方依然是打板子，导致姜皎身受重伤，死在了流放的路上。而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后，皇帝询问到底怎么处置，张嘉贞又开出了打板子的药方。这次被张说拦住了，张说提出，如果现在乱打板子，那么未来这板子也许会打在退职之后的张嘉贞的屁股上。

张嘉贞一心防止腐败，不想最后依然因为腐败而倒台。给他带来麻烦的是他的兄弟张嘉祐。张嘉祐担任将军后，成了腐败官员中的一位，事情被揭发后，张嘉贞感受到了压力。这时，张说给他出了个主意：既然掩饰不住，不如先承认兄弟的罪过，等皇帝接见时，再请求皇帝的原谅。张嘉贞听从了张说的意见。

他等待着皇帝的接见，不想皇帝见他认了罪，连见都不见，直接将他贬为幽州刺史。开元十一年正月，张嘉贞被罢相。张嘉贞对于自己的被免一直愤愤不平，他认为兄弟的事情不应该牵连自己。特别是当他听说取代自己的就是张说时，更加生气了。第二年，他又被调回中央任职户部尚书兼益州长史判都督事，皇帝宴请他和宰相们吃饭，张嘉贞当面和张说吵了起来，被老好人源乾曜给劝开了。

在源乾曜的搭档中，张说是时间最长的一位。张说在玄宗时代刚开始时，也短暂地担任过宰相。到了开元九年九月，张说也是以并州刺史的身份被授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因此，从这时开始到张嘉贞去职，帝国事实上有三个宰相。但张说最初是以管理军事为主，第二年四月他就兼任了朔方军节度使，到北面巡边去了。张嘉贞免职之后，张说才更多地承担起了宰相的职责。至于张说承担的军事职责，则交给了吏部尚书王晙。玄宗任命王晙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但王晙随后被派往北方巡边，没有参与太多的决策。开元十一年底，王晙被人诬告谋反，皇帝虽然不认为他有罪，但为了防范，还是将他罢相。于是，双宰相制又在源乾曜和张说的搭档中运行了三年多。

张说是玄宗时代有名的大才子，主持过《三教珠英》的编撰，又帮助皇帝设立了丽正书院，但如果从个人品性来说，张说甚至比张嘉贞还差。除了与张嘉贞的钩心斗角之外，张说最著名的故事莫过于与姚崇的恩怨了。

他在玄宗时代第一次拜相时，曾经试图阻止皇帝任命姚崇，不想姚崇上位后，立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张说贬斥了。张说第二次拜相的当月，恰逢姚崇去世，于是民间就有了这样的传说。根据传说，姚崇死前已经知道张说又上位了，他担心自己子孙的安危，于是让儿子在张说来吊唁时，赶快投其所好，把家中的金银财宝都摆出来。如果张说来了对这些财宝看都不看，那么这个家就完了。如果张说来了对这些财宝赞叹不已，就赶快请他写一份神道碑文，并用这些财宝当作润笔费。姚崇认为，张说为了得到财宝一定会说尽好话，但事后，他会后悔说了这么多好话，因为这样，他以后就没有办法报复姚崇了。因此，他会以需要修改文字为借口，派人来要回自己撰写的神道碑文。姚崇嘱咐儿子们，一旦拿到张说的文字，就立刻去刻碑，并拿去见皇帝，让张说无法收回去，只有这样才能保全家族。

根据传说，张说就这样被“死去的姚崇”算计了。这个传说虽然是编造的，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张说的人品是持保留意见的。

张说担任宰相期间，对于唐王朝的贡献主要是正面的。他虽然性格刻薄，但整体上又提倡施政宽容，特别看不起那些新崛起的聚敛之臣，并建议皇帝不要乱发动军事行动，这些做法都让玄宗盛世继续了下去。由于他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他任上，玄宗时期的文学活动为之后的文学鼎盛打下了基础。

张说在后世的争议之一，是为了封禅泰山而劳民伤财。正是在他的主持下，玄宗皇帝效仿当年的高宗和武后，赴泰山进行了封禅。这次封禅活动进行得轰轰烈烈，开元十三年十一月，皇帝从东都出发，来到泰山脚下。再骑着御马登山，其余的官员被留在了谷口，只有宰相和祠官陪同，所带来的卫士都在山下警戒。

这一次活动本来是张说增加威望的机会，不想，由于他选择的祠官大都出自亲信，而剩下的官员都不得上山，只有上山的人才得以加官，至于卫队，虽得加勋，却没有得到赏赐。这反而让组织者张说成了众矢之的，他的威望不但没有增加，下官对他的怨恨反而加深了。

到了第二年四月，张说就被罢职了，直接原因是他得罪了几个他看不起的人。河南尹崔隐甫没有文化，皇帝想重用此人时被张说暗中劝住了。而张说更加看不起的是御史中丞宇文融以及刚刚崭露头角的李林甫，这几个人在未来代表着另一股势力的崛起，他们属于一个叫作“聚敛之臣”的集团。

这几个人抓住了张说的软肋，控告他请术士占星，徇私纳贿，等等。皇帝于是派人将张说下狱。堂堂宰相转瞬之间成为囚徒。皇帝派高力士前往探视，发现平常仪表堂堂的张说蓬头垢面睡在烂席子上，用瓦片吃饭。皇帝动了恻隐之心，这才饶过了张说，仅仅将他罢相了事。但皇帝为了给他颜色看，还是当着他的面将他的“同党”杖杀，表明谁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张说之后虽然依然享受着荣华富贵，但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已经告终。这也表明，盛世时期贤相集团的影响力已经接近尾声。

接替张说的是户部侍郎李元纮。李元纮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也曾经担任过宰相。他本人则是武后统治时期成长起来的又一位人才，崇尚简朴，性格正直，受到了皇帝的首肯，这才用他来取代喜好奢侈的张说。

但是，到了李元纮执政时期，唐朝的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了。李元纮是一位正直的人，他虽然身居高官，却并没有随着升迁而换到更好的住处，他的仆人和马匹也一直沿用。他穿着旧衣服，如果皇帝有了赏赐，就分发给族人。但正因为他的正直，反而让许多人受不了，因为那些人等着利用官僚系统的漏洞升迁。

而更麻烦的是，李元纮时期，帝国的财政已经不是靠节俭就可以治理好的了。皇帝特别需要钱，他利用一切机会赚钱，希望扩大官僚对土地的管控权，而李元纮却反对这样。这可能是造成他离职的重要却未被明说的原因。

在李元纮当政时代，皇帝又任命了一位叫作杜暹的官员为宰相，与李元纮、源乾曜构成了三驾马车。杜暹出身武将，虽然人品无可置疑，与李元纮一样清廉，却由于学问不行而受到轻视，与李元纮成了官场上的对头。开元十七年六月，皇帝以李元纮和杜暹的矛盾为借口，将他们三人全部罢相。

从姚崇开始直到李元纮，每一个宰相都带着很多的缺点，有的性格急躁，有的无法约束家人，有的自身就有纳贿的“习惯”。除了源乾曜之外，他们任职的时间也都不长，最多只有四年，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基本上符合士大夫的规范。他们都有着足够的正义感，虽然钩心斗角，但都认为政府应该减少对民间的干预，这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们共同的认知。从这个角度上讲，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我们可以称之为贤相集团。即便每一个人的任职时间都不长，但在一个拨乱反正的时期内，他们作为一个集团所产生的合力造就了开元盛世的发生。

与此同时，民间经济在休养生息中继续发展，使得开元时期的经济活跃程度早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太宗、高宗时期。

然而，就在人们已经习惯了享受盛世，八卦朝廷官员的斗争时，一股潜流却在逐渐发展，并最终成为盛世之下的阴影。这个阴影迅速扩大，在李元纮、源乾曜和杜暹被罢相之后初露头角，又经过了六年，就将玄宗时期的贤相集团彻底吞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