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进化（一）

开元九年，在唐朝辉煌的登科榜上迎来了一位年轻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二十一岁的王维。

王维，字摩诘，他的家在河东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境内。他大约在长安元年出生，有兄弟四人。与许多大器晚成的大家相比，王维在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智慧。

由于长安是国都，唐代的士人有游学长安以等待机会的传统。王维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前往长安，在路过秦始皇陵墓时，他写下了此生流传最早的诗歌《过秦皇墓》，表现出不一般的早熟。人们耳熟能详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作于他十七岁时。与普通文人不同的是，除了作诗之外，王维还擅长绘画，是唐朝有名的绘画大家，这就更增加了他的交游面。

这位年轻的才子与弟弟王瑨一起在长安悠游于官宦之间，很快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诸王、驸马，都对他们开门相迎。当时长安的风流人物之首，是唐睿宗的儿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玄宗和兄弟们见过了太多的骨肉相残，他决定要改变这种风气，善待兄弟，而兄弟们则放弃了对皇位的野心。双方达成的妥协，创造了唐代皇室少有的兄弟和谐时代。岐王曾经帮助哥哥登上皇位，而他本人满足于做一个文坛领袖，领导长安的诗酒气氛。王维也是岐王府上的常客，时而随岐王悠游两京，时而在国都郊区策马探访。此时的王维显得意气风发，为了迎合达官贵人们，笔调也大起大落，充满了时代精神。

开元七年，十九岁的王维终于考虑起他的功名来。虽然他人在长安，但如果想参加进士考试，必须首先获得家乡所在州府的推荐。要获得州府的推荐，他必须参加州府的考试，只有名列前茅的人才能拿到推荐前往京城。王维的家乡在山西，但他的名声主要在长安，如果他回家考试，反而没有在长安的把握大。唐朝的政策是相对灵活的，王维在长安找了推荐人将他推荐给京兆府，参加了京兆府试，从而获得了推举资格。

到了开元九年，王维二十一岁时，他考取了进士。这一年中进士的一共有三十八人，在唐代算是人数非常多的一年。到了五月，皇帝亲自在含元殿举行策试，并赐给酒食。王维的仕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王维考取之后就立刻获得了重用，担任了太乐丞，进入帝国的官僚系统。虽然我们不知道随即授官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待遇。

与王维同年参加考试的另一位文人綦毋潜显然就没有这么走运，不幸落榜了。綦毋潜是虔州人（属于现在的江西地界），考试失利的他只好打好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在他返乡的时候，得意扬扬的王维还写了一首诗送别他。

如果王维按照这条极其顺利的路走下去，我们将看到一个成功的官员，但这个官员是否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却并不一定。但就在人们以为王维一帆风顺时，他却突然遭殃了。

当时王维任职太乐丞，顾名思义，就是管理皇家祭祀和酒宴的官员。在当时，有一种黄狮子舞是专门给皇帝表演的，只有皇帝在场的时候才能看到。王维有一次在皇帝不在场时也私下安排表演了这个节目，于是被贬黜前往济州（位于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担任司仓参军。按照唐代的升迁秩序，一个进士如果能够留在京城任职，意味着接下来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可是一个州府的参军却意味着远离了朝廷。只要离开了中央，一旦任期届满，就要遵守轮休的纪律，也就是不能马上担任下一个官职，这种轮休对于官员的生涯是极其致命的。

这年秋天，春天刚刚及第的王维尝到了官场的苦涩，悻悻然踏上了远去的旅程。这一次历练让唐朝少了一个成功的官员，却留下了一个优秀的诗歌苗子。

玄宗初年，唐代的诗歌依然处于起步期，老一代的诗人正在死去，新一代的还没有到来。因此，在这个空档期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

在现代诗歌之前，中国的诗歌一直是格式化的，缓慢地进化着。

在世界各地，人类的诗歌形式在最早时都与音乐相关，但随着节奏和韵律的发展，又逐渐从音乐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以文字为主的形式。中国的诗歌也不例外，最早的形式是以四言为主，但格式相对自由。比如，流传至今的先秦《击壤歌》就是以四言为主，而最后一句是七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孔子曾将先秦诗歌搜集整理成《诗经》。《诗经》的诗歌大都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多言，但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四言的诗歌世界。这些诗歌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表明诗最初是与乐相匹配的。

孔子整理《诗经》功不可没，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是中国诗歌的不幸，因为没有被他整理的诗歌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他所选择的诗歌，格式又过于固定，使得现代人无法确知先秦诗歌的形式就是《诗经》中那样的，还是还有其他的形式。

《诗经》中的诗歌旋律简单，每一首诗都分成了若干相似的章节反复吟唱，每一章中的字词有许多重复，只有一部分字词被替换。这让先秦诗歌显得过于单调，其复杂度和完善形式无法与其他文明长篇累牍的史诗相比。

此外，有一些迹象表明，即便在中原地区，在《诗经》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诗歌，但是流传下来的过于稀少，无法窥得全貌。比如，当荆轲前去刺秦时，高渐离就送了他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首带上了语气助词的七言诗歌。此外，还有一首可能出自先秦的诗句，“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已经带上了浓厚的抒情成分，显得更加特殊。但这样的诗句太少，因此早期的诗歌品味是被《诗经》固化的。

幸运的是，战国时期除了西部的秦国和中原的五国之外，在南方地区还有一个文化上比较特殊的国家——楚国。楚国并不是受周王分封而来的，本来就是南方的蛮夷国家。他们的语言与其余六国也有着一定的区隔，因此诗歌形式虽然受到中原的影响，却又保留着特殊性。

楚国的诗歌因为屈原的出现而得以保留。屈原活动于楚国衰微之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作品充满了牢骚，发泄着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是，在形式上，屈原所代表的楚辞体却是那么标新立异，使得习惯了《诗经》重复体系的人们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楚辞》与《诗经》相比，有着很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形式上，《楚辞》不同于四言格式的单调，而是更接近于人们普通的说话方式，每一句话的字数更多、容量更大，更加口语化，而且随着感叹词的应用，感情也更加饱满。以屈原的诗为例，他的句式大都比四言复杂得多，又有多种特殊的格式。其中一种以《离骚》为代表，前后两句中，前句是七个字，后句是六个字，前句中往往带有一个语气词“兮”，因此可以看作六言诗歌，也可以看作七言的探索形式。但这种格式的字数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时常会根据实际诗句有所变化。比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基本形式；“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前半句就变成了六字；而“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前半句就变成了八个字。

屈原的另一种句式以《九歌》为代表，其前后两句都带有语气词“兮”，两句大都为六字，如果去掉语气词，实际上就是五言诗。当然五言也不是固定的，有的句子会酌情增减字数。比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是基本句式，而“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前半句就减为五个字。

此外，屈原诗歌中也有四言形式，这表现出《楚辞》灵活多变，可以适应人们的吟咏需求。

但仅仅是形式上，还不足以说明《楚辞》的丰富性。事实上，《楚辞》之所以让人们感到惊叹，还在于它内容的丰富程度。与《诗经》相比，《楚辞》在内容上可长可短，短的只有几行，长的却是普通《诗经》诗篇的几十倍。即便是同等篇幅，《楚辞》的内容含量也比《诗经》高得多，因为它不需要不断地重复和回环，这一点它不像是歌，而更像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这种方式让《楚辞》更加便于叙事。

而《楚辞》最令人惊叹的特点，还是它丰富的想象力。在《诗经》的诗篇中，由于教育的需要，孔子在选择题材时，大多采用了现实主义题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到战争、生产、政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而《楚辞》却代表了中国人充满想象力的另一个天地。

在屈原的笔下，他一会儿陷入现实的苦闷之中，一会儿又遨游天际，与神仙同游。他还不断地将自己比喻成各种鲜花奇兽，而将敌人比作衰草败鸟。我们读《楚辞》，仿佛进入了一个《山海经》的世界，这才意识到，中国人的创作原来也可以这么天马行空，产生出如此丰富绝伦的想象。

《诗经》与《楚辞》在想象力上的分野一直延续到了唐代，《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杜甫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想象力则通过魏国的陈思王曹植传递给了李白，使得李白的诗句中充满了绮丽瑰异的修辞。

秦汉更迭之后，中国的诗歌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一种发展仍然与楚国的诗歌系统有关。项羽和刘邦都来自楚地，因此汉朝虽然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帝国，诗歌体系却受到了楚国传统的浸染。

当项羽被围垓下时，他所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就是典型的楚语歌谣。而这首诗，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七言架构。虽然从内容上来讲它仍然属于《离骚》的六言体系，其中每句诗都至少有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兮”，但它从音节上来讲，却属于七言诗探索的一部分。

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是典型的楚语七言诗。此类的七言诗在汉代一直流传，比如汉武帝也曾经做过数首类似风格的诗，其中的《柏梁诗》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有人认为是七言诗祖，有人认为是联句之祖，因为这首诗是汉武帝和群臣以接龙的形式创作的。此外，李陵也曾经有七言诗赠给苏武。

于是楚语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就分成了两支：一是《离骚》所代表的骚体，后来变成赋的一种形式，称为“骚体赋”，后人往往有模仿的，作为诗歌的一个小分支，但并没有壮大；二是楚国歌谣分化出的七言歌谣，最终成了七言诗的先驱。

除了楚语体系之外，汉代最著名的文体是赋。所谓赋，是一种骈文形式，讲究对仗。除了旁支的骚体赋之外，汉代的大赋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堆砌，充满了对偶句，而对偶句又以四言为主，至于内容却显得很空洞。

汉赋对后世诗歌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偶。虽然后人对学习汉赋的铺陈不感兴趣，却将其对偶借鉴到诗歌之中，成了诗歌的一种基本构成。

虽然七言诗诞生更早，但汉代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五言诗。五言诗的诞生，又和一个叫作乐府的机构有关。

乐府是汉代一个管理音乐的机构，这个机构起源于秦代，到了汉代继续沿用。汉武帝时，皇帝赋予了乐府在民间采集诗歌并谱曲的权力，乐府成了朝廷的正式机构。乐府从民间采集并谱曲的诗就称为乐府诗。

汉代的乐府诗有三言、四言、五言等，其目的多是为了表演，但表演的场合又是不一样的。最正式的场合是在皇帝郊庙祭祀时，这时演奏的歌曲多是三言和四言歌，为的是表现大汉王朝的赫赫威名。但这些歌曲由于充满了陈词滥调，流传领域非常狭小，反而是另一种采自民间的五言诗歌得到了后世人们的喜爱。

五言诗由于诗句的字数（比四言诗）更多，表达的范围更丰富，甚至带有了小说的性质。这在内容上和三言、四言形成对比，三言、四言往往是赞词组成的，五言诗中则不乏叙事的精品。比如，五言乐府诗《陌上桑》就写了一位名叫罗敷的女子拒绝官员（使君）调戏的故事；《孔雀东南飞》则写了一位女子被婆家逼死，丈夫也自缢跟随的悲惨故事；《十五从军征》则是写了一位归乡的老兵，回家后却发现家中亲人已经都死去的故事。

这类乐府诗的特点是，它们都很擅长讲故事，用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来宣泄作者的情绪。这和呆板的《诗经》比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