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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进化(一)
书名:盛世的崩塌作者名:郭建龙本章字数:4533更新时间:2024-05-25 16:35:00
开元九年,在唐朝辉煌的登科榜上迎来了一位年轻的重量级人物,他就是二十一岁的王维。
王维,字摩诘,他的家在河东地区,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境内。他大约在长安元年出生,有兄弟四人。与许多大器晚成的大家相比,王维在很早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智慧。
由于长安是国都,唐代的士人有游学长安以等待机会的传统。王维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前往长安,在路过秦始皇陵墓时,他写下了此生流传最早的诗歌《过秦皇墓》,表现出不一般的早熟。人们耳熟能详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作于他十七岁时。与普通文人不同的是,除了作诗之外,王维还擅长绘画,是唐朝有名的绘画大家,这就更增加了他的交游面。
这位年轻的才子与弟弟王瑨一起在长安悠游于官宦之间,很快成了人们追捧的对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诸王、驸马,都对他们开门相迎。当时长安的风流人物之首,是唐睿宗的儿子、玄宗李隆基的弟弟岐王李范。玄宗和兄弟们见过了太多的骨肉相残,他决定要改变这种风气,善待兄弟,而兄弟们则放弃了对皇位的野心。双方达成的妥协,创造了唐代皇室少有的兄弟和谐时代。岐王曾经帮助哥哥登上皇位,而他本人满足于做一个文坛领袖,领导长安的诗酒气氛。王维也是岐王府上的常客,时而随岐王悠游两京,时而在国都郊区策马探访。此时的王维显得意气风发,为了迎合达官贵人们,笔调也大起大落,充满了时代精神。
开元七年,十九岁的王维终于考虑起他的功名来。虽然他人在长安,但如果想参加进士考试,必须首先获得家乡所在州府的推荐。要获得州府的推荐,他必须参加州府的考试,只有名列前茅的人才能拿到推荐前往京城。王维的家乡在山西,但他的名声主要在长安,如果他回家考试,反而没有在长安的把握大。唐朝的政策是相对灵活的,王维在长安找了推荐人将他推荐给京兆府,参加了京兆府试,从而获得了推举资格。
到了开元九年,王维二十一岁时,他考取了进士。这一年中进士的一共有三十八人,在唐代算是人数非常多的一年。到了五月,皇帝亲自在含元殿举行策试,并赐给酒食。王维的仕途看上去一片光明。
王维考取之后就立刻获得了重用,担任了太乐丞,进入帝国的官僚系统。虽然我们不知道随即授官的原因是什么,但显然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获得这样的待遇。
与王维同年参加考试的另一位文人綦毋潜显然就没有这么走运,不幸落榜了。綦毋潜是虔州人(属于现在的江西地界),考试失利的他只好打好包裹,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在他返乡的时候,得意扬扬的王维还写了一首诗送别他。
如果王维按照这条极其顺利的路走下去,我们将看到一个成功的官员,但这个官员是否能成为一个著名的诗人却并不一定。但就在人们以为王维一帆风顺时,他却突然遭殃了。
当时王维任职太乐丞,顾名思义,就是管理皇家祭祀和酒宴的官员。在当时,有一种黄狮子舞是专门给皇帝表演的,只有皇帝在场的时候才能看到。王维有一次在皇帝不在场时也私下安排表演了这个节目,于是被贬黜前往济州(位于今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担任司仓参军。按照唐代的升迁秩序,一个进士如果能够留在京城任职,意味着接下来有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可是一个州府的参军却意味着远离了朝廷。只要离开了中央,一旦任期届满,就要遵守轮休的纪律,也就是不能马上担任下一个官职,这种轮休对于官员的生涯是极其致命的。
这年秋天,春天刚刚及第的王维尝到了官场的苦涩,悻悻然踏上了远去的旅程。这一次历练让唐朝少了一个成功的官员,却留下了一个优秀的诗歌苗子。
玄宗初年,唐代的诗歌依然处于起步期,老一代的诗人正在死去,新一代的还没有到来。因此,在这个空档期里,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中国诗歌的发展过程。
在现代诗歌之前,中国的诗歌一直是格式化的,缓慢地进化着。
在世界各地,人类的诗歌形式在最早时都与音乐相关,但随着节奏和韵律的发展,又逐渐从音乐中独立出来,形成了以文字为主的形式。中国的诗歌也不例外,最早的形式是以四言为主,但格式相对自由。比如,流传至今的先秦《击壤歌》就是以四言为主,而最后一句是七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孔子曾将先秦诗歌搜集整理成《诗经》。《诗经》的诗歌大都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多言,但整体上构成了一个四言的诗歌世界。这些诗歌都是可以唱出来的,表明诗最初是与乐相匹配的。
孔子整理《诗经》功不可没,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又是中国诗歌的不幸,因为没有被他整理的诗歌大都没有流传下来。他所选择的诗歌,格式又过于固定,使得现代人无法确知先秦诗歌的形式就是《诗经》中那样的,还是还有其他的形式。
《诗经》中的诗歌旋律简单,每一首诗都分成了若干相似的章节反复吟唱,每一章中的字词有许多重复,只有一部分字词被替换。这让先秦诗歌显得过于单调,其复杂度和完善形式无法与其他文明长篇累牍的史诗相比。
此外,有一些迹象表明,即便在中原地区,在《诗经》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诗歌,但是流传下来的过于稀少,无法窥得全貌。比如,当荆轲前去刺秦时,高渐离就送了他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一首带上了语气助词的七言诗歌。此外,还有一首可能出自先秦的诗句,“祝融司方发其英,沐日浴月百宝生”,已经带上了浓厚的抒情成分,显得更加特殊。但这样的诗句太少,因此早期的诗歌品味是被《诗经》固化的。
幸运的是,战国时期除了西部的秦国和中原的五国之外,在南方地区还有一个文化上比较特殊的国家——楚国。楚国并不是受周王分封而来的,本来就是南方的蛮夷国家。他们的语言与其余六国也有着一定的区隔,因此诗歌形式虽然受到中原的影响,却又保留着特殊性。
楚国的诗歌因为屈原的出现而得以保留。屈原活动于楚国衰微之时,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作品充满了牢骚,发泄着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怀才不遇的感慨。但是,在形式上,屈原所代表的楚辞体却是那么标新立异,使得习惯了《诗经》重复体系的人们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楚辞》与《诗经》相比,有着很鲜明的特点。首先,在形式上,《楚辞》不同于四言格式的单调,而是更接近于人们普通的说话方式,每一句话的字数更多、容量更大,更加口语化,而且随着感叹词的应用,感情也更加饱满。以屈原的诗为例,他的句式大都比四言复杂得多,又有多种特殊的格式。其中一种以《离骚》为代表,前后两句中,前句是七个字,后句是六个字,前句中往往带有一个语气词“兮”,因此可以看作六言诗歌,也可以看作七言的探索形式。但这种格式的字数也不是完全固定的,时常会根据实际诗句有所变化。比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是基本形式;“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前半句就变成了六字;而“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其前半句就变成了八个字。
屈原的另一种句式以《九歌》为代表,其前后两句都带有语气词“兮”,两句大都为六字,如果去掉语气词,实际上就是五言诗。当然五言也不是固定的,有的句子会酌情增减字数。比如,“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是基本句式,而“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前半句就减为五个字。
此外,屈原诗歌中也有四言形式,这表现出《楚辞》灵活多变,可以适应人们的吟咏需求。
但仅仅是形式上,还不足以说明《楚辞》的丰富性。事实上,《楚辞》之所以让人们感到惊叹,还在于它内容的丰富程度。与《诗经》相比,《楚辞》在内容上可长可短,短的只有几行,长的却是普通《诗经》诗篇的几十倍。即便是同等篇幅,《楚辞》的内容含量也比《诗经》高得多,因为它不需要不断地重复和回环,这一点它不像是歌,而更像是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这种方式让《楚辞》更加便于叙事。
而《楚辞》最令人惊叹的特点,还是它丰富的想象力。在《诗经》的诗篇中,由于教育的需要,孔子在选择题材时,大多采用了现实主义题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到战争、生产、政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世界,而《楚辞》却代表了中国人充满想象力的另一个天地。
在屈原的笔下,他一会儿陷入现实的苦闷之中,一会儿又遨游天际,与神仙同游。他还不断地将自己比喻成各种鲜花奇兽,而将敌人比作衰草败鸟。我们读《楚辞》,仿佛进入了一个《山海经》的世界,这才意识到,中国人的创作原来也可以这么天马行空,产生出如此丰富绝伦的想象。
《诗经》与《楚辞》在想象力上的分野一直延续到了唐代,《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杜甫的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而想象力则通过魏国的陈思王曹植传递给了李白,使得李白的诗句中充满了绮丽瑰异的修辞。
秦汉更迭之后,中国的诗歌有了新的发展,其中一种发展仍然与楚国的诗歌系统有关。项羽和刘邦都来自楚地,因此汉朝虽然是一个尊崇儒教的帝国,诗歌体系却受到了楚国传统的浸染。
当项羽被围垓下时,他所唱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就是典型的楚语歌谣。而这首诗,已经有了非常明显的七言架构。虽然从内容上来讲它仍然属于《离骚》的六言体系,其中每句诗都至少有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语气词“兮”,但它从音节上来讲,却属于七言诗探索的一部分。
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也是典型的楚语七言诗。此类的七言诗在汉代一直流传,比如汉武帝也曾经做过数首类似风格的诗,其中的《柏梁诗》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有人认为是七言诗祖,有人认为是联句之祖,因为这首诗是汉武帝和群臣以接龙的形式创作的。此外,李陵也曾经有七言诗赠给苏武。
于是楚语对中国诗歌的贡献就分成了两支:一是《离骚》所代表的骚体,后来变成赋的一种形式,称为“骚体赋”,后人往往有模仿的,作为诗歌的一个小分支,但并没有壮大;二是楚国歌谣分化出的七言歌谣,最终成了七言诗的先驱。
除了楚语体系之外,汉代最著名的文体是赋。所谓赋,是一种骈文形式,讲究对仗。除了旁支的骚体赋之外,汉代的大赋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堆砌,充满了对偶句,而对偶句又以四言为主,至于内容却显得很空洞。
汉赋对后世诗歌最大的影响就是对偶。虽然后人对学习汉赋的铺陈不感兴趣,却将其对偶借鉴到诗歌之中,成了诗歌的一种基本构成。
虽然七言诗诞生更早,但汉代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五言诗。五言诗的诞生,又和一个叫作乐府的机构有关。
乐府是汉代一个管理音乐的机构,这个机构起源于秦代,到了汉代继续沿用。汉武帝时,皇帝赋予了乐府在民间采集诗歌并谱曲的权力,乐府成了朝廷的正式机构。乐府从民间采集并谱曲的诗就称为乐府诗。
汉代的乐府诗有三言、四言、五言等,其目的多是为了表演,但表演的场合又是不一样的。最正式的场合是在皇帝郊庙祭祀时,这时演奏的歌曲多是三言和四言歌,为的是表现大汉王朝的赫赫威名。但这些歌曲由于充满了陈词滥调,流传领域非常狭小,反而是另一种采自民间的五言诗歌得到了后世人们的喜爱。
五言诗由于诗句的字数(比四言诗)更多,表达的范围更丰富,甚至带有了小说的性质。这在内容上和三言、四言形成对比,三言、四言往往是赞词组成的,五言诗中则不乏叙事的精品。比如,五言乐府诗《陌上桑》就写了一位名叫罗敷的女子拒绝官员(使君)调戏的故事;《孔雀东南飞》则写了一位女子被婆家逼死,丈夫也自缢跟随的悲惨故事;《十五从军征》则是写了一位归乡的老兵,回家后却发现家中亲人已经都死去的故事。
这类乐府诗的特点是,它们都很擅长讲故事,用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来宣泄作者的情绪。这和呆板的《诗经》比起来已经是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