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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养出的盛世
书名:盛世的崩塌作者名:郭建龙本章字数:3587更新时间:2024-05-25 16:34:58
对于开元初期的社会来说,幸运的是,接替姚崇的两位宰相是宋璟和苏颋,两人恰好又组成了类似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
宋璟也是武后时期科举的获益者,武后对他颇为看重。这是因为武后为了与李氏对抗,不得不任用了一批酷吏,而为了对冲酷吏,还必须有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员。这些官员由于自身的廉洁,让酷吏抓不住太多的把柄,同时他们又养成了对事不对人的行事风格,给了酷吏一定的行动空间,却又可以形成一定的制衡。到了武后后期,廉吏与酷吏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而宋璟就是武后培养的清廉官员的代表。
在张易之兄弟得势的时期,宋璟是极少数不肯讨好他们的人,他甚至向武后上书,要求惩罚他们。对于那些阿谀奉承张氏兄弟的人,他更是嗤之以鼻。
到了中宗时期,宋璟又和权臣武三思不和,导致他被外放任职。他先后担任过并州长史、贝州刺史、杭州刺史和相州刺史。睿宗即位后,他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这时开始,宋璟大力整治吏治,将各路权臣硬塞给中央政府的不合格官员清退。之后由于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为楚州刺史,之后担任了魏州刺史、兖州刺史、冀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又迁任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这些地方官职同样属于高级官员,可见即使宋璟被贬斥,皇帝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
玄宗即位后,宋璟回到国都,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心慈手软,命令打人板子时不要太用力,皇帝又将他贬为睦州刺史,后来又改任广州都督。
好在前宰相卢怀慎辞职时推荐了几位称职的官员,其中就包括宋璟,于是皇帝决定重用他。开元四年十二月,皇帝要从西京去往东都,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西京留守。宋璟当时还在外地,皇帝让自己的宠臣、内侍将军杨思勗专程去迎接他。如果换成其他人,一路上一定会想方设法讨好这位贵人将军,可是宋璟在路上却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讨好或者好奇的举动。杨思勗回来告诉皇帝,让皇帝也对宋璟的沉稳惊叹不已。
到了姚崇罢相那一天,皇帝也免去了源乾曜的宰相职务,同时授予宋璟和另一位叫作苏颋的官员为宰相。
姚崇是一个善于做事的官员,而宋璟却是另一种风格,他知人善任,刑罚无私,敢于直谏。与此同时,和他一同担任宰相的苏颋又和宋璟是互补的。姚、宋都是武则天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苏颋却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苏瑰也在中宗朝担任过宰相,为一代名臣。作为世家子弟的苏颋虽然也经历过科考,但他在担任宰相之前,更多是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之下。
苏颋的角色有些类似于姚崇时期的卢怀慎,宋、苏二人形成了以宋璟为主、苏颋配合的模式。这种配合模式在姚崇时代已经被证明非常有用,到了宋璟时代依然奏效。宋璟刚正不阿,他的决断大都得到了苏颋的认同,而在和皇帝奏对时,苏颋又往往配合着宋璟的说法。两位宰相的一致性,让整个政治格局变得融洽。
宋璟任宰相的时代,是玄宗时期整个官场最为舒适的时代,甚至可以记下来的事情都很少。就算是流传下来的少量事件,因为都是“小事”,不涉政局,都显得并不重要。
比如,宋璟曾经跟随皇帝去往东都,在经过崤谷时,发现这里的道路狭窄失修,难以通过。皇帝想免掉河南尹和负责官员。宋璟担心如果免掉他们,以后皇帝出行,地方官员都会兴师动众,造成扰民,因此认为不应该免掉他们。
再比如,他曾经劝说皇帝疏远宠臣姜皎兄弟。他还废除了武后以来的密奏制度,要求大臣们上奏时,必须有言官在场,好纠正大臣们的说法。他还曾经建议皇帝禁止大臣随意增高坟头,因为坟头是和礼制相关的,而礼制必须是公平和统一的。
宋璟对家人的要求很高,他曾经专门写信,告诫其他官员们不要为他的亲人开后门,如果发现,就当严办。
但这些小事与开元名相的身份比起来,总是欠缺了什么,人们期望看到一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大人物,而史书上给出的只是一个斤斤计较于小事,甚至“无事”的人。
然而,透过这段“无事”的时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可以说,姚崇理顺了整个官僚制度,将唐朝从武后以来的乱局中拉了出来,而宋璟所做的则是尽量让人们各行其是:一方面政府尽量少干预民间;另一方面皇帝也少惩罚官员。这让民间有了余粮,官员也感到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是稳当的,不会因为各种小事被追究责任。唐代官员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安全感的,即便在太宗时期依然要担心被别人陷害。而宋璟在执政期内,由于他正直和善于断案,让人们无法随意陷害别人,也让他们免于受到别人的陷害,使得玄宗朝早期不仅对民间有利,也成了唐代官僚阶层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宋璟“无事”,恰好就意味着不给民间添麻烦,也不随便揪官员的辫子。这种思路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得以延续。虽然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多,四处插手的事情也愈加繁复,但正是姚崇和宋璟打下了底子,形成了一定的规则,使得皇帝即便想破坏也没有这么容易,这就是开元盛世的基础。
然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不长,只有三年零一个月。在任期间,他遭遇了一件贯穿唐代始终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的事情,并由于这件事在开元八年正月下台。这就是货币问题。
唐代开国时期缺乏透明和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他们继承的前朝税收制度也非常低效,导致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货币发行机构并不算强大。开元通宝发行数量不足,使得民间对开元通宝的需求总是处于饥渴状态,这种现象叫作钱荒。
与后来的宋代和之前的汉代相比,唐代的官方铜钱一直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铸造数量不足,而唐代到了玄宗时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矛盾就变得越来越尖锐。在中国古代,钱荒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民间偷偷铸造铜钱,这不仅仅是因为铸钱可以牟利,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满足市场对铜钱的需求。
最初,唐代采取了禁止民间铸造的政策,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货币质量。
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每一千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则要差得多。由于政府的禁止,人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整个社会缺乏铜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高宗时期,民间的私铸行为就已经非常严重。高宗下令不准恶钱流通,但屡次禁止都没有效果,只能听之任之,这件事就成了一种默认的潜规则。之后的唐王朝一直摇摆在禁止私铸和允许私铸之间。如果禁止,那么铜钱数量不足,就会出现钱荒;如果不禁止,那么这些劣币的出现就会驱逐良币,人们会把好钱都熔化掉改铸成劣币。
到了开元早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人们对钱币的需求越来越大,民间私铸行为愈发泛滥,这件事已经成了宰相必须应对的大事。
事实上,在皇帝的朝堂上,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有人认为,既然民间缺钱而官方又无法铸造足够的钱币,就干脆放开让民间铸造,官方只规定铸造标准,所有符合标准的钱币都可以进入流通,这样就减少了劣币,同时满足了市场。
而宰相宋璟和苏颋却代表了另一派——禁绝派。宋璟的做法是这样的:他要求市面上流通的钱都必须满足开元通宝的标准,如果不满足,哪怕是官铸钱磨损之后的,也都由官方收缴上来销毁掉。为了收缴这些劣质钱币,宋璟专门拿出来十万斛稻米,用它们来兑换民间的劣币,再交给少府监毁掉。如果坚持这样的赎买政策,民间是不受伤害的,但官方却并没有长期这样做的资本,一是官方储存的粮食不够兑换钱币,二是民间会制造更多的劣币来兑换粮食。
宋璟的另一个把柄出现在都城以外。当时江淮地区劣质钱币名目繁多,除了官炉钱,还有民间的偏炉钱、棱钱、时钱等。宋璟派出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江淮地区,挨家挨户查抄劣质钱币,如果不配合就要惩罚。除了严查之外,由于官方的税收都必须使用合格的钱币上缴,这就导致那些劣质钱币都沉在民间使用,当萧隐之再把这些劣质钱币收缴后,民间就没有钱可用了。这造成的局面就是人们无法做买卖了,物价也更加昂贵。随着民间积怨的增加,萧隐之被贬了官。
这些事情叠加起来,导致两位宰相受到了群臣的质疑,于是皇帝罢免了他们的宰相职务。
姚崇和宋璟一直被中国历史记载为少有的贤相,但他们实际上担任玄宗朝宰相的年份都只有三年多。这说明在玄宗朝,官员任职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即便是良相,只要有一点失误,也会立刻被要求承担责任。
更有甚者,即便是前任宰相,也依然缺乏安全感。当宋璟之后,张说再次成为宰相时,姚崇不仅要担心张说对他不利,更担心他死后张说会对他的家族动手。
君臣之间、皇帝和宗室之间、大臣之间的争斗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在开元早期,斗争还没有那么血腥,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朝廷上的斗争,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官场的不稳定状态还会再次激化。
虽然姚崇、宋璟都离任了,但经过六年的制度清理和休养生息,人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发生的变化。这与之前内斗不断、社会深受影响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内,皇帝任命的宰相虽然性格不同,也带着或多或少的缺点,有着不同的派系和政策方向,但他们大都符合士大夫的标准,尽量让帝国顺畅地运行着,并努力让民间休养生息。这样的政策让皇帝、官员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帝国繁荣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