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养出的盛世

对于开元初期的社会来说，幸运的是，接替姚崇的两位宰相是宋璟和苏颋，两人恰好又组成了类似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

宋璟也是武后时期科举的获益者，武后对他颇为看重。这是因为武后为了与李氏对抗，不得不任用了一批酷吏，而为了对冲酷吏，还必须有一批正直清廉的官员。这些官员由于自身的廉洁，让酷吏抓不住太多的把柄，同时他们又养成了对事不对人的行事风格，给了酷吏一定的行动空间，却又可以形成一定的制衡。到了武后后期，廉吏与酷吏之间甚至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而宋璟就是武后培养的清廉官员的代表。

在张易之兄弟得势的时期，宋璟是极少数不肯讨好他们的人，他甚至向武后上书，要求惩罚他们。对于那些阿谀奉承张氏兄弟的人，他更是嗤之以鼻。

到了中宗时期，宋璟又和权臣武三思不和，导致他被外放任职。他先后担任过并州长史、贝州刺史、杭州刺史和相州刺史。睿宗即位后，他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从这时开始，宋璟大力整治吏治，将各路权臣硬塞给中央政府的不合格官员清退。之后由于得罪了太平公主，被贬为楚州刺史，之后担任了魏州刺史、兖州刺史、冀州刺史、河北按察使，又迁任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这些地方官职同样属于高级官员，可见即使宋璟被贬斥，皇帝也给了他足够的尊重。

玄宗即位后，宋璟回到国都，但好景不长，由于他心慈手软，命令打人板子时不要太用力，皇帝又将他贬为睦州刺史，后来又改任广州都督。

好在前宰相卢怀慎辞职时推荐了几位称职的官员，其中就包括宋璟，于是皇帝决定重用他。开元四年十二月，皇帝要从西京去往东都，任命宋璟为吏部尚书、西京留守。宋璟当时还在外地，皇帝让自己的宠臣、内侍将军杨思勗专程去迎接他。如果换成其他人，一路上一定会想方设法讨好这位贵人将军，可是宋璟在路上却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讨好或者好奇的举动。杨思勗回来告诉皇帝，让皇帝也对宋璟的沉稳惊叹不已。

到了姚崇罢相那一天，皇帝也免去了源乾曜的宰相职务，同时授予宋璟和另一位叫作苏颋的官员为宰相。

姚崇是一个善于做事的官员，而宋璟却是另一种风格，他知人善任，刑罚无私，敢于直谏。与此同时，和他一同担任宰相的苏颋又和宋璟是互补的。姚、宋都是武则天科举制度的受益者，苏颋却是世家出身，他的父亲苏瑰也在中宗朝担任过宰相，为一代名臣。作为世家子弟的苏颋虽然也经历过科考，但他在担任宰相之前，更多是生活在父亲的影子之下。

苏颋的角色有些类似于姚崇时期的卢怀慎，宋、苏二人形成了以宋璟为主、苏颋配合的模式。这种配合模式在姚崇时代已经被证明非常有用，到了宋璟时代依然奏效。宋璟刚正不阿，他的决断大都得到了苏颋的认同，而在和皇帝奏对时，苏颋又往往配合着宋璟的说法。两位宰相的一致性，让整个政治格局变得融洽。

宋璟任宰相的时代，是玄宗时期整个官场最为舒适的时代，甚至可以记下来的事情都很少。就算是流传下来的少量事件，因为都是“小事”，不涉政局，都显得并不重要。

比如，宋璟曾经跟随皇帝去往东都，在经过崤谷时，发现这里的道路狭窄失修，难以通过。皇帝想免掉河南尹和负责官员。宋璟担心如果免掉他们，以后皇帝出行，地方官员都会兴师动众，造成扰民，因此认为不应该免掉他们。

再比如，他曾经劝说皇帝疏远宠臣姜皎兄弟。他还废除了武后以来的密奏制度，要求大臣们上奏时，必须有言官在场，好纠正大臣们的说法。他还曾经建议皇帝禁止大臣随意增高坟头，因为坟头是和礼制相关的，而礼制必须是公平和统一的。

宋璟对家人的要求很高，他曾经专门写信，告诫其他官员们不要为他的亲人开后门，如果发现，就当严办。

但这些小事与开元名相的身份比起来，总是欠缺了什么，人们期望看到一个有着丰功伟绩的大人物，而史书上给出的只是一个斤斤计较于小事，甚至“无事”的人。

然而，透过这段“无事”的时光，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休养生息的时代。可以说，姚崇理顺了整个官僚制度，将唐朝从武后以来的乱局中拉了出来，而宋璟所做的则是尽量让人们各行其是：一方面政府尽量少干预民间；另一方面皇帝也少惩罚官员。这让民间有了余粮，官员也感到自己脖子上的脑袋是稳当的，不会因为各种小事被追究责任。唐代官员在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安全感的，即便在太宗时期依然要担心被别人陷害。而宋璟在执政期内，由于他正直和善于断案，让人们无法随意陷害别人，也让他们免于受到别人的陷害，使得玄宗朝早期不仅对民间有利，也成了唐代官僚阶层的黄金时代。

所谓的宋璟“无事”，恰好就意味着不给民间添麻烦，也不随便揪官员的辫子。这种思路在之后的十几年间得以延续。虽然皇帝的欲望越来越多，四处插手的事情也愈加繁复，但正是姚崇和宋璟打下了底子，形成了一定的规则，使得皇帝即便想破坏也没有这么容易，这就是开元盛世的基础。

然而宋璟担任宰相的时间也不长，只有三年零一个月。在任期间，他遭遇了一件贯穿唐代始终都没有办法处理好的事情，并由于这件事在开元八年正月下台。这就是货币问题。

唐代开国时期缺乏透明和统一的财政金融制度，他们继承的前朝税收制度也非常低效，导致商品经济并不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货币发行机构并不算强大。开元通宝发行数量不足，使得民间对开元通宝的需求总是处于饥渴状态，这种现象叫作钱荒。

与后来的宋代和之前的汉代相比，唐代的官方铜钱一直跟不上市场的需求，铸造数量不足，而唐代到了玄宗时期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这种矛盾就变得越来越尖锐。在中国古代，钱荒一旦发生，就会造成民间偷偷铸造铜钱，这不仅仅是因为铸钱可以牟利，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政府没有能力满足市场对铜钱的需求。

最初，唐代采取了禁止民间铸造的政策，于是民间只能偷偷地铸钱。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货币质量。

唐高祖发行的“开元通宝”，每一千枚钱币重六斤四两，民间铸币质量则要差得多。由于政府的禁止，人们只能偷偷地跑到山里，用小炉子熔化铜块，钱模的质量也比不过官钱。但由于整个社会缺乏铜钱，民间社会就连这样的钱币也一样接受。

唐高宗时期，民间的私铸行为就已经非常严重。高宗下令不准恶钱流通，但屡次禁止都没有效果，只能听之任之，这件事就成了一种默认的潜规则。之后的唐王朝一直摇摆在禁止私铸和允许私铸之间。如果禁止，那么铜钱数量不足，就会出现钱荒；如果不禁止，那么这些劣币的出现就会驱逐良币，人们会把好钱都熔化掉改铸成劣币。

到了开元早期，随着社会经济的活跃，人们对钱币的需求越来越大，民间私铸行为愈发泛滥，这件事已经成了宰相必须应对的大事。

事实上，在皇帝的朝堂上，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有人认为，既然民间缺钱而官方又无法铸造足够的钱币，就干脆放开让民间铸造，官方只规定铸造标准，所有符合标准的钱币都可以进入流通，这样就减少了劣币，同时满足了市场。

而宰相宋璟和苏颋却代表了另一派——禁绝派。宋璟的做法是这样的：他要求市面上流通的钱都必须满足开元通宝的标准，如果不满足，哪怕是官铸钱磨损之后的，也都由官方收缴上来销毁掉。为了收缴这些劣质钱币，宋璟专门拿出来十万斛稻米，用它们来兑换民间的劣币，再交给少府监毁掉。如果坚持这样的赎买政策，民间是不受伤害的，但官方却并没有长期这样做的资本，一是官方储存的粮食不够兑换钱币，二是民间会制造更多的劣币来兑换粮食。

宋璟的另一个把柄出现在都城以外。当时江淮地区劣质钱币名目繁多，除了官炉钱，还有民间的偏炉钱、棱钱、时钱等。宋璟派出监察御史萧隐之前往江淮地区，挨家挨户查抄劣质钱币，如果不配合就要惩罚。除了严查之外，由于官方的税收都必须使用合格的钱币上缴，这就导致那些劣质钱币都沉在民间使用，当萧隐之再把这些劣质钱币收缴后，民间就没有钱可用了。这造成的局面就是人们无法做买卖了，物价也更加昂贵。随着民间积怨的增加，萧隐之被贬了官。

这些事情叠加起来，导致两位宰相受到了群臣的质疑，于是皇帝罢免了他们的宰相职务。

姚崇和宋璟一直被中国历史记载为少有的贤相，但他们实际上担任玄宗朝宰相的年份都只有三年多。这说明在玄宗朝，官员任职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即便是良相，只要有一点失误，也会立刻被要求承担责任。

更有甚者，即便是前任宰相，也依然缺乏安全感。当宋璟之后，张说再次成为宰相时，姚崇不仅要担心张说对他不利，更担心他死后张说会对他的家族动手。

君臣之间、皇帝和宗室之间、大臣之间的争斗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在开元早期，斗争还没有那么血腥，加上社会经济的发展掩盖了朝廷上的斗争，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它的存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官场的不稳定状态还会再次激化。

虽然姚崇、宋璟都离任了，但经过六年的制度清理和休养生息，人们已经可以看到社会发生的变化。这与之前内斗不断、社会深受影响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重要的是，在这之后的十几年内，皇帝任命的宰相虽然性格不同，也带着或多或少的缺点，有着不同的派系和政策方向，但他们大都符合士大夫的标准，尽量让帝国顺畅地运行着，并努力让民间休养生息。这样的政策让皇帝、官员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帝国繁荣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