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贤相（二）

姚崇担任宰相后，立刻展开了对张说的阴谋设计。十二月时，姚崇在皇帝面前告了张说一状。原来张说听到姚崇拜相，立刻去见岐王抱怨，试图将皇帝宠信的岐王拉入自己的阵营。不想这件事被姚崇知道了，于是他故意在皇帝面前瘸着腿走路，皇帝问他是不是脚有问题，他连忙接道：我不是脚有问题，而是有心病。他随即告诉皇帝，作为宰相的张说不应该去见亲王，这可能会把皇帝信任的亲王带偏了。

皇帝听后，在当月二十四日宣布罢免张说的宰相之职，让他去担任相州刺史，此时距离姚崇上台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与张说一同被罢免的还有另一位宰相刘幽求，而和姚崇关系不错的黄门侍郎卢怀慎则在第二天被任命为宰相。

这件事反映出姚崇是经过武后时代历练的人，他的斗争技术充满了技巧，只需要轻轻一拨，就让皇帝罢免了两位同僚。

剩下的宰相魏知古也不是姚崇的对手。魏知古原本只是一个小吏，是姚崇将他推荐出来，才一路飞黄腾达的。姚崇担任宰相后看不起魏知古，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远离了皇帝。魏知古为了自保，只好寻找姚崇把柄。第二年五月间，魏知古终于找到了姚崇的短处。原来，姚崇的两个儿子都在东都，他虽为名相，两个儿子却有着纨绔子弟的一切特征。他们听说魏知古到了东都，因为这人是父亲举荐过的，便立刻派人托魏知古办事，不想魏知古把姚崇教子无方的事情都上报了皇帝。

皇帝对姚崇儿子的作为很生气，但他没有明说，而是在一次谈话时问他有几个儿子，都在干什么。姚崇回答有三个儿子，但有两个是在东都，并说自己担心魏知古去了东都，这两个儿子会托魏知古办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父亲曾经有德于魏知古。

皇帝听了姚崇的回答，反而认为是魏知古以怨报德。第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魏知古也被罢相了。

斗争高手姚崇不动声色地将三位宰相罢免，换上了自己人卢怀慎。他作为开元名相，也不得不依靠斗争经验才能保持在任上，恰好反映出唐朝官场一个根本缺陷，那就是：不管是亲王、皇子还是宰相，都是没有安全感的。由于唐代没有保护官员的法律，再大的官在下一刻也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斗争高手才能保护自己。这个缺陷在盛世时期还显不出危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斗争意识越来越强，为了自保，就不得不做出越来越激烈的反抗行为了。

姚崇的搭档卢怀慎主要担任的是监察官和吏部职务，之前和魏知古在东都有过搭档的经历。他为人廉洁，不置家产，但由于资历较轻，在成为宰相之后，将政事大权放给了姚崇，自己只是一个“伴食宰相”。

唐代的群体宰相制度虽然看似稳定，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在政治变幻莫测的时期，就会同时有多个宰相，比如玄宗初期就有七个宰相；一旦政治稳定了，宰相的数目就会下降。如果一个时期有一个宰相负责主要事务，其余宰相处于附属地位，那么这个时期的政治就更加稳定（也有可能是僵化，这主要是看这位主要负责宰相是否明智）。

皇帝在任命了姚崇和卢怀慎之后，似乎也确信宰相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他只需要两个就够了。姚崇和卢怀慎的搭档之所以效率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姚崇是负责人，而拥有自知之明的卢怀慎并不去争抢功劳。姚崇本来是一个强势的人，又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如果是另一位强势宰相和他搭档，必然产生严重的冲突，但面对弱势的卢怀慎，姚崇反而发挥出了最大的能力。

此外，姚崇用理政成绩证明自己是个合格的宰相。那么，姚崇的政策措施又有哪些呢？在一部传说是唐朝史官吴兢所做的文言传奇《开元升平源》中，有一个流传颇为广泛的故事，记载了姚崇被皇帝接见时，曾经提出十条著名的建议，只有皇帝答应这十条建议，他才愿意做宰相。这十条建议大致如下：

一、改变之前的严刑峻法，以仁义为先。

二、休养生息，在三十年内不要进行对外战争。

三、宦官不准干预政事。

四、国亲不准干预政事，将名不正言不顺私自提拔的官员废黜。

五、远佞幸。

六、除了租庸调代表的正税之外，不准接受地方官员的进贡，不给他们横征暴敛的借口。

七、反对佛教和道教的奢侈浪费，不准造佛寺、道观、宫殿之属。

八、尊重大臣，待之以礼，不随便用刑和杀戮。

九、允许大臣特别是谏臣直犯龙颜。

十、外戚不准干预朝政。

这十条整体上包含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去除不合格的官员，包括宦官（第三条）、国亲（第四条）、佞幸（第五条）和外戚（第十条）；二是行仁政，这包括弃酷法、行仁义（第一条），待大臣以礼（第八条），允许大臣直谏（第九条）；三是避免战争（第二条）；四是不要干扰民间经济，少花钱，这包括不要滥税（第六条）和不要建设形象工程（第七条）。

按照故事的说法，皇帝答应了姚崇的提议，所以他才担任了宰相。

但这个故事被司马光否定了，认为是后人编造的，并不存在姚崇和皇帝的这次对话。不过这个传说至少反映出唐玄宗初年所面临的问题。

玄宗所面临的问题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太宗以来的对外战争对财政的损耗太大，需要停止；二是对大臣过于苛刻，需要改变酷吏治国的现象，任用合格的官员，减少那些不合格的官员和各种私下里的权力；三是减少对民间经济的干预和抽税，让社会自然修复。

如果再加上一条，就是保持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给整个社会以信心，让人们对未来可以预期，从而努力创造好的生活。

姚崇和卢怀慎的治理，从表面上看，并没有过多的内容。但姚崇在武后和睿宗时代已经担任过宰相，他的出山让人们意识到政治的混乱已经过去了。姚崇是一个诸葛亮式的官员，善于了解情况，将原本混乱的局面理顺。他还兼任兵部尚书，对边疆的人事、马匹、储备等事都了如指掌。作为宰相，他对帝国的大小事务也都了然于胸，随时可以帮助皇帝处理各种事务。

在玄宗初年，需要的恰好是这样的一个官员，能够将瘫痪的吏治重新带上轨道，给人以信心。姚崇的功劳主要是将帝国带入稳定的态势，这是玄宗初年政治得以恢复的关键因素。

但姚崇的性格过于精细，皇帝有时还得纠正他的做法。比如，一次姚崇向皇帝上报了一群小官的职务，皇帝不断地抬头望着屋顶，不想理他。姚崇非常担心地离开了，皇帝这才让高力士传话，宰相应该是负责大事的，向皇帝汇报重要的事情即可，这种小官的屁事，哪里用宰相向皇帝汇报？

另外，必须看到的是，虽然姚崇非常能干，唐代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却并没有真正解决。比如，由于缺乏对官员的人身保护，唐代官员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这造成官场上的互相倾轧。就在姚崇为相的这几年，原宰相刘幽求只是因为被贬官而发牢骚，就差一点被皇帝下狱，多亏了姚崇、卢怀慎等人搭救，才得以幸免。而御史大夫宋璟只是因为监刑时让人打板子打轻一点，就被人告状，贬为睦州刺史。这还只是皇帝执政前期不杀人的情况下。唐朝的官场争斗始终没有变，且时常发展得更加血腥。玄宗初年的争斗只是因为局势的稳定而弱化了，但是制约官场争斗的机制却并没有建立起来。

再比如，唐代的财政一直不健康，缺乏财政收入，如果不开辟新的税源，如何解决未来的花费问题？边疆战事费用也始终是巨大的开支，玄宗并没有去抑制边疆问题，因此战争一直没有完全停止。这些问题只是暂时被掩盖了，并没有消除。

特别是姚崇本人也有着无数的问题。除了用智慧将原宰相张说和魏知古拿下之外，他的儿子也在不时惹祸。正因为这样，作为名相，姚崇在任的时间却并不长。到了开元四年十一月初七，姚崇的副手卢怀慎因病离职，随即去世。卢怀慎死时，家里没有一点积蓄，只有一个老仆，他只好把自己卖掉来埋葬主人。

卢怀慎离职后，皇帝任命尚书左丞源乾曜替代他担任宰相。在源乾曜担任宰相时，姚崇也生了病。姚崇本人在长安并没有购买宅第，而是居住在罔极寺里，皇帝不断地派人去寺庙中看他，到最后又把他迁往住宿条件更好的国宾馆——四方馆里。

到这时，还看不出姚崇会失宠。但姚崇对于儿子和手下都没有看住，他的儿子不断地收取各种礼金馈赠，一位手下也接受了胡人的贿赂。姚崇担心这样下去，自己性命不保，只好提出辞呈。

卢怀慎死后不久，皇帝就批准了姚崇的辞呈（闰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玄宗朝担任宰相的时间只有三年零两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求他做出太多的成就也是不现实的，因此，他的作用远小于他的名声，他的功绩在于帮助玄宗稳定了局面，使得政治和社会恢复了秩序。

姚崇作为唐代排名第三的贤相，只做了三年的宰相，后世的人都在为他打抱不平。其中最激烈的说法认为，玄宗时期政治环境比起太宗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恶化，太宗时期的贤相可以长期任职干到死，但玄宗时期，即便是贤相，地位也是不稳固的，皇帝在前一个月还难分难舍，下一个月就会让他走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随着政治环境的恶化，官员们的日子已经越来越难过了。如果坚持自我，不肯屈服于皇帝的私欲，就很难长期被皇帝信任。只有后来的聚敛集团发现投皇帝所好，帮助他解决财政和欲望问题，才能够长期留在台上。因此，贤相集团在玄宗初年的地位就是不稳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