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贤相（一）

玄宗皇帝上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合适的宰相。在政变中，宰相集团一多半被杀，让人们又看到了一次政治混乱的序幕。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宰相就是掌舵人，一个政府是否宽容，是否秉公执法，除了皇帝之外，就在于宰相了。宰相的任命，往往是未来政治走向的风向标。

唐代的宰相称号非常复杂，在唐初是三省长官担任宰相。唐代的中央官僚系统主要是三省六部制，所谓三省，也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其中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书，而尚书省负责执行。在尚书省下又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这六部就是中央政府的触手，负责具体的业务。最初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也就是说，从唐朝一开局，宰相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可以参加政务会议，负责政事的决策。

还有一些官员虽然不是三省长官，但皇帝也希望他们参与政事，于是皇帝就会授给他们一些临时的官衔，比如“知政事”“参预政事”“参知政事”等。这些临时的官衔可以理解为一种使职（特使），即皇帝派他作为特使出席政务会议，这些人也因为这种头衔而被称为宰相。

到了高宗、玄宗时期，以三省长官出任宰相的已经不多了，反而是通过各种加衔出任宰相的越来越多。此时的加衔也不再是“知政事”，而是更多采用“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两种加衔。

除了加衔制，唐代的宰相群体人数也是不固定的，少时可以两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人。在早期，不管是什么头衔，在大部分时候，某位大臣要出任宰相，都必然是功勋卓著的。但是这种规矩在武后时期被破坏了，随着政治的混乱，“宰相”这个职位也受到了玷污，许多佞臣挤入了这个集团。再到中宗和睿宗时期，随着内斗的激烈，宰相又成了一种政治平衡的工具，关键看属于谁的派系，所谓的功勋反而成了次要的。

先天二年七月，唐玄宗消灭太平公主一派时，他的七个宰相中有四个死于非命，皇帝开始考虑新的宰相人选等相关问题。

由于刚刚经过混乱的几十年，皇帝最需要的官员是那些宽宏大量、懂得照顾民间、采取宽松的政策让社会和经济恢复发展的人。幸运的是，不管是武后还是她的两个儿子，虽然任命了许多佞幸，但也任命了一批有操守的人。执政初期的唐玄宗也起到了表率作用，他率先自我约束，使得人们看到了恢复秩序的希望。

首先是官员的赦免问题。在玄宗刚执政时，许多官员都归属不同的派别。就像当初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要整合哥哥、弟弟的势力一样，唐玄宗也不能再追究这些人的责任，甚至还需要根据个人的才能给予重用，才有可能让人们安心。事后来看，玄宗并不是一个善于宽恕的人，但他在最初执政时还懂得放权的道理，而担任宰相的陆象先也帮助他完成了这一步。

陆象先原本是太平公主提拔的宰相，但并没有依附于公主。皇帝送给陆象先一句话“岁寒知松柏”，表达了对他的信任。

铲锄太平公主之后，大臣们一直在要求对公主的党羽进行穷追猛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一大批官员都要被追究责任，但最后的审理权落在了陆象先手中。他在审理案件时，将许多人暗地里保护了下来，使得针对太平公主集团的清理没有扩大化，为接下来的治理开了一个好头。

但仅仅靠陆象先并不足以支撑起执政群体。既然宰相群体已经支离破碎，那么朝廷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寻找新的合格宰相。但是，到底任命几个宰相，又要用谁呢？皇帝也并不清楚，只能不断地试验。于是，接下来的一年就成了唐代宰相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之一。

首先，原有的三位宰相相继去职。陆象先虽然受到了皇帝表彰，但他没有得到玄宗的欢心，处理完太平公主的党羽问题，他当月就不再担任宰相，而是被皇帝派往四川地区担任益州长史、剑南按察使。这个官职并不低，在唐代属于平级调动，表明皇帝并没有惩罚他。但由于身处地方，陆象先显然失去了左右政局的能力。

下一个被清理的，是利用军权帮助皇帝获得了胜利的郭元振。他虽然是皇帝的亲信，却是武将出身，一旦恢复了和平，他担任宰相也是不合适的。三个月后，皇帝将其贬黜。皇帝的借口并不高明，只是因为在军事训练中士兵的军容不整，就将这位宰相罢免了。郭元振被流放到了偏远的新州，无法再参与朝政。

剩下的一位宰相魏知古，他虽然一直是睿宗、玄宗的嫡系，却由于缺乏才干而在一年后也被罢相。

为了任命适合担任这个帝国最高级职位的官员，唐玄宗进行了一番考察。

首先入相的是张说和刘幽求。

武则天时代对唐朝最大的贡献，在于她将科举作为一种入仕手段的作用大大加强了，由此让众多文人获得了当官和晋升的途径，这些人中就有张说。张说在武则天时期策试中举，最初被授予太子校书，后来转为右补阙，而他的主要任务则是修撰《三教珠英》。张说不以行政能力著称，而是一个典型的才子。在武则天时期，他不肯依附于宠臣张易之构陷他人。中宗即位后，张说先后拜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进入高官之列。睿宗即位后，张说由于担任了太子（后来的玄宗）的侍读，受到了重用，于景云二年第一次担任宰相。

在睿宗时代，张说是太子的坚定支持者，曾经劝说睿宗避免宫廷斗争，尽快让太子监国。后来睿宗将皇位让给儿子，张说也是主要支持者。正因为这样，他得罪了太平公主，丢掉了相位，转为尚书左丞，被派往东都。但张说依然在为玄宗出谋划策，甚至给新皇帝献去佩刀，告诉他当断则断。玄宗根除太平公主势力后，也投桃报李，重用了张说，于先天二年七月十四日拜张说为中书令（即宰相），封燕国公。

刘幽求，也是科举出身。在中宗末期，他参与了年轻的李隆基对韦后的政变，是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由此在睿宗时代拜为宰相。但由于其后策划的针对太平公主的政变失败，他差点死于太平公主之手。玄宗除掉太平公主之后，想到了这位功勋卓著的手下，于是再次请他出山，拜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

但是，这两人担任宰相后，很快就让皇帝感到不满意了。他们都是典型的文人，受到重用更多是因为和新皇帝的关系。从本性上来说，他们都具有武后时期官僚们的普遍特点，那就是善于斗争、精于算计。现在皇帝希望找到能够治理国家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才华出众，只要能够治国——可两人缺乏的偏偏就是决断力，从这个方面来看，他们的能力都是不足的。

到底谁有能力帮助皇帝治理这个经历了多年动荡的国家呢？皇帝看中的下一个人选，是一位经历了数朝的老官僚——姚元之。

姚元之原名姚元崇，字元之。长安四年，突厥人叱利元崇造反，武后对人的名字特别敏感，不愿意让大臣和叛臣同名，于是不准他再用“元崇”作为名字，以后把“字”当“名”，人们从此称他为姚元之。不想这个名字依然不顺，当玄宗确定了开元年号，姚元之又发现自己的名字和年号冲突了，为了避讳，只好把“元”字去掉，但如果一个人叫“姚之”，听起来也很奇怪，于是他又用回了本名，但是把“元”字省略了，改名为姚崇。于是，姚元之（姚元崇）就以“姚崇”这个名字成了玄宗时期第一大名相。

姚崇比张说大十六岁，也是科举出身。由于年龄更大，成名更早，他在武后时代就担任过宰相。他之所以知名，在于敢承担责任。武后执政时，曾经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授予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随时施用酷刑。通过这种非常规手段，几乎让所有被陷害的人都屈打成招。而宰相们由于怕牵连到自己，往往闭眼不看这些酷吏的作为。当周兴、来俊臣都死后，武后反思这一段历史时，恰好是姚崇当宰相。他告诉武后，所谓谋逆大罪，都只是屈打成招，酷吏没有了，也没有人起来造反，这说明前面的谋逆之罪都是假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冤枉的。姚崇押上了身家性命向武后保证，宽容地对待大臣，不会导致大臣的反叛。武后被张柬之等人逼迫还政中宗时，所有的人都欢欣鼓舞，只有姚崇为武后流泪，他也因此遭到了贬黜。

到了睿宗时代，姚崇再次拜相，但由于他得罪了太平公主，又被贬到了地方任职，先后担任申州刺史、扬州刺史、淮南按察使、同州刺史。

他没有参与玄宗对太平公主的政变，但在武后和睿宗时期，姚崇都有着能吏的名声，他担任过兵部尚书，同时还兼任宰相，这使得皇帝认为他才是更加合适的宰相人选。

但皇帝起用姚崇，却充满了困难。人们常常想当然地认为，所有的开元名相都属于一个集团，他们团结起来与所谓的“聚敛集团”做斗争。但事实上，经过了武后时代，官场已经变成了一个人人相害、没有永久朋友的场所。官员之间戒备重重，后来人们认为的名相们，在当时都是斗争高手。他们你推我踩，掌握着斗争的精髓，甚至不惜置对方于死地。在玄宗初期，由于四个宰相刚刚死于非命，官员们更是缺乏安全感，拼命地阻止自己的敌人上台。

在开元名相群体中，最著名的冤家对头就是姚崇和张说。他们两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姚崇死亡，唐代的笔记中总是兴致勃勃地记载两人相争的故事。此外，姚崇和当时还在担任宰相的魏知古也算不上朋友。在当时的三个宰相中，两人都反对起用姚崇。

皇帝属意姚崇，首先让张说感到紧张。他连忙找人推荐姚崇担任河东总管，因为河东总管也是要职，对姚崇来说也属于重用，但姚崇一旦赴任河东总管，就无法担任宰相了。皇帝识破了张说的阴谋，同一年十月十四日，乘自己出门田猎时召见了姚崇，任命他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位列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