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皇帝的功与过

永徽六年九月，唐高宗在内殿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参加的人有身为顾命大臣的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以及另两位宰相于志宁和李勣。他召集这些人来，是为了商量废立皇后的。

几年前，高宗皇帝的皇后王氏为了对抗受宠的萧淑妃，决定引入一位战略伙伴，名武珝。这位战略伙伴地位极低，曾经是前任皇帝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被迫削发为尼。但她之前认识当太子时的高宗，当高宗发现她的踪迹，就决定把她领回来。王皇后觉得这位武才人可以让皇帝忘掉萧淑妃，于是同意了。不久，武才人晋封昭仪。

没过多久，武昭仪给皇帝生了儿子李弘，而皇后却没有生子，萧淑妃也已经失宠，于是这位战略伙伴反而成了皇后最大的敌人。

与此同时，武昭仪也展现出了作为女人的巨大野心。她善于区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构建了自己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有中书侍郎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以及中丞袁公瑜等人。这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和武昭仪一样，地位都曾经较低。他们都处于寻找靠山的阶段，显然将武昭仪当作下一个靠山。

反对立武昭仪为后的大都是太宗留下来的老臣，其中又以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最有名。老臣们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们大都见证了高宗与王皇后的婚姻，并已经与王皇后家族形成了强烈的信任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老成持重的他们做了保守的选择，继续支持王皇后。

在这两派中，如果从道德标准来看，太宗的顾命大臣显然更占优势，而支持武昭仪的大都是道德感更随意的年轻人，他们并非因为道义而做出选择，只是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

这样的分野，就造成了人们对武后时代的批评。现代人往往将武后描写成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但事实上，武后在做皇后和皇帝时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了登上权力舞台和留在权力舞台上。作为女人，她对于道德并不看重，甚至有些鄙视。于是武后时代可以看成是一个混乱的充满了权斗精神且缺乏长远目标的时代。

为了巩固权力，武后需要一批可靠的官员来取代那些反对她的人。要想选拔这些人才，显然不能从原来的世族大家中选择，因为他们都较为保守，不支持女人执政，所以必须从那些出身更加寒微的人才中选择。于是，武后不断地尝试选择新人，从而将唐代的人才制度强行扭转到另一个方向，在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又是推动了历史发展的大事。

武昭仪的手段在和王皇后斗争时就显露无遗。她为了陷害皇后，甚至害死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嫁祸于刚刚来看过新生儿的王皇后，从而导致了皇后失宠。接着，她又诬陷皇后的母亲玩弄巫术，使皇后的家人被驱逐。到这时，皇后距离被废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是，当我们看到武后的残酷时，也不应该离开时代背景。事实上，随着太宗皇帝的死亡，太宗在世时竭力压制的唐代内斗传统已经再次复活了。在高宗初期，大臣们就已经拉帮结伙，纠缠成一团。比如房玄龄的儿子、太宗的驸马房遗爱，就曾经卷入对高宗的宫廷阴谋，试图发动政变废黜皇帝。而审理这个案件的长孙无忌抓住机会，毫不手软，不仅杀掉了房遗爱，还牵连了一大群自己的政敌，其中既有大臣，也有不少宗室亲王。高宗的哥哥吴王恪被杀时，对长孙无忌发出了诅咒，希望他在不久之后也尝尝灭族的滋味。由于唐代缺乏制度性约束和人身保护，只要一有机会，不管是名臣还是奸臣，都会不由自主地卷入对政敌的迫害甚至杀戮。

高宗皇帝召见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和李勣，希望与他们讨论换后的问题。褚遂良据理力争，甚至将头磕出了血，极力反对皇帝换后。与褚遂良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长孙无忌，而于志宁则选择了一言不发。只有李勣私下里向皇帝表示，这是皇帝的家事，问外人干什么。一语点醒梦中人，换后也就成了定局。

永徽六年十月，皇帝终于下诏书，废掉王皇后，改立武皇后。所谓换后，在中国古代也是经常发生的，但这一次的不同之处在于废后的命运。王皇后和萧淑妃两人被武后下令先各杖一百，再斩断手脚装入坛子，数日才死去，之后又被斩首。这样的残酷行为也预示着武后在未来对唐王朝的制度性破坏。

从这一天到咸亨元年，就成了武周代唐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武后依靠李义府和许敬宗两人对前朝老臣进行了系统性清理，并挫败了数次针对自己的阴谋。首先被贬黜死去的是褚遂良。显庆四年，许敬宗更是炮制了长孙无忌谋反案，以长孙无忌为中心，将他的故旧和家族连根拔起，完成了官僚系统的改朝换代。到了第二年，由于高宗皇帝的身体问题，武后得以全面掌权，成了唐帝国的实际控制者。麟德元年，皇帝试图联合上官仪夺回控制权，不想武后提前获知了消息，将上官仪扳倒，更加稳固地掌控了局面。乾封元年初，武后和皇帝前往泰山封禅，这个仪式表明了武后对朝局的完全掌控。

在这个阶段，虽然文官系统被清理，但武官系统依然在有效运行。这个时间段也成就了高宗时期对外战争的顶峰，唐朝完成了对西突厥和高句丽的征服。唐代的吏治虽然经历了破坏，但依然在向前推进。

此外，武后虽然依靠李义府和许敬宗掌了权，但她也知道，可以依靠他们清理对手，却不能完全依靠这些名不正言不顺的佞臣来治理国家。因此，武后一方面限制佞臣的权力，另一方面也在设法将官僚系统的建设重新正规化起来。

首先被清理的是恣意妄为的李义府，龙朔三年，就在武后获得了对老臣的胜利不久，就首先将他贬官，让他“靠边站”了。至于许敬宗，在与大臣的对抗中，武后更离不开他的支持，所以咸亨元年，许敬宗申请致仕，才离开朝廷。

两位权臣离开后，武后开始对官僚队伍进行正规化建设，总章二年，朝廷对官员的选任和提升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这之前，唐朝由于官吏数量不大，并且大都出自名家，提升是相对混乱的，以和皇帝的关系远近为主。随着官吏数量的增加，必须有更强的制度支持，于是形成了官员的铨叙方法。在一个人当官之前，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合格的人才能授予官职。官职的轮替也必须通过考试来完成。与此同时，武后还规定了两种特殊的考试。有的人的资历不够，但能力很强，就可以参加所谓“博学宏词科”（考三篇文章）或者“书判拔萃科”（考三条书判）考试，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越级获得更高的任命。

这种正规化的官僚体制改革，在每一个朝代从前期向中期转型的过程中，都是必须经历的。到了现代，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实行也可以看作一次官员选聘制度的改革。

从咸亨元年到弘道元年高宗去世，可以作为武后执政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唐王朝是内敛和修复性的。随着权臣离开，帝国的官僚制度步入正轨，能够得以掌权的既有裴行俭这样的世家子弟，也有狄仁杰这样依靠科考晋升的新兴人才。

在对外关系上，唐王朝的征战也是有限的。此时的西突厥和朝鲜地区都已经变成了残余的敌对势力，唐朝的将领不时征伐，却并没有将战争扩大。与此同时，吐蕃和大食崛起的速度显然超过了唐王朝，但唐王朝与两者的矛盾还没有激化。

武后维持着正规吏治的同时，也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她对家族势力的扶植，以及对自己的儿子（李氏太子）的压制上。她曾经试图提拔自己的外甥贺兰敏之，但由于贺兰敏之辜负了她的期望，最终她扶持侄子武承嗣出任。与此同时，她害死了长子——太子李弘，又废黜了继任太子李贤，表现出了极强的权力欲。

弘道元年，高宗去世，随后的权力调整又带来了一次王朝形势的失控。首先，高宗死后，武后并没有直接即位，而是采取了让儿子登基，自己垂帘的方式控制朝政。没想到的是，接替高宗的中宗立刻重用皇后韦氏的家族，武后大怒，废黜了他。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危，武后加速了让她的家人和亲信上位的过程。而一批拥护李唐的人们，以李敬业和骆宾王为首，发动了针对武后的叛乱，试图将她赶下台。

李敬业的叛乱规模并不大，但这次事件却让武后产生了一次错误的判断，认为人人都在反对她，特别是那些李唐宗室。宰相裴炎由于与叛军的亲戚关系，也受到了牵连，从而造成了另一次对唐朝高官阶层的清洗。为了防止人们对她不利，武后制定了告密制度，并提拔了一连串的酷吏，用来强行为那些受怀疑的人定罪。其中最著名的酷吏是索元礼、来俊臣和周兴。

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她的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以及男宠薛怀义，开始作威作福，唐朝的吏治也到了最腐坏的阶段。

垂拱四年，李唐诸王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联合发动了叛乱，但起兵的主力越王李贞在七天后即被镇压。这次起兵反而成了武后大肆杀戮李唐宗室的借口，也导致李唐宗室再也没有能力阻止武后登基。

载初元年十一月，武后终于改国号“唐”为“周”，开始了历史上的武周时代。武周时代又可以以圣历元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武则天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利用酷吏和佞幸巩固自己的政权，大肆杀戮李唐宗室和反对派。同时，由于酷吏在杀人的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民怨，到了神功元年，武则天将最著名的酷吏来俊臣杀死，结束了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时代。圣历元年武承嗣希望被封为太子未遂，武则天最终选择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继承人。

这次选择铺平了在武则天身后权力重归李唐的道路，同时也让武周的最后几年陷入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宁静之中。武则天耽于享乐，崇信佛教，她的佞幸张宗昌和张易之兄弟为所欲为的同时，官员们却在积聚力量等待她的死亡。最终，官员们在她患病时，抓住机会逼迫她退位，让武周时期告终。

纵观武则天时代，正规的官僚系统受到了武后随意提拔的各类佞幸的冲击，这种冲击又由于唐朝固有的缺陷而被放大：由于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保护，官场上人人自危，不得不互相加害以求自保。

然而，武后时代又并非完全黑暗一片。事实上，由于她想要对抗太宗时代遗留的世族名臣，不得不使用科举制从寒门提拔新的官员，从而使得科举成了重要的入仕手段。这种制度的建设，为后来大量人才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当武后死去，人们急需通过大规模的拨乱反正结束这次混乱，回归到正常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之中。所谓正常的秩序，指的是：第一，避免再次出现武后时代那样大规模的杀戮；第二，避免酷吏上台；第三，将内斗和谄媚的官僚风气扭转过来。

在短暂的中宗和睿宗时代，显然这几条都没有做到，反而更加严重了。那么，到了年轻的玄宗上台后，这位皇帝有可能完成拨乱反正的重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