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朝圣的僧人

公元671年（咸亨二年）一位在唐代名气与玄奘不相上下的僧人开始了他的长途旅行。这位僧人叫义净，时年37岁。

义净从位于山东省境内的齐州南下，在扬州停留三个月，度过了夏天，再前往广州，并从这里出发去往印度。与他同行的是一位晋州僧人善行。当年十一月，两位僧人登上了波斯商人的货船，开始了印度之旅。

当顺风时，海上的交通非常迅速，不到两旬，他们就到了室利佛逝国，也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室利佛逝是古代南海交通的巨型中转港，义净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学习声明（语言）。善行由于染了病，从这里折返回到了国内。接下来的路，就只剩下义净一个人前行了。

义净获得了当地王侯的支持，将他送到了末罗瑜国，这里也是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古国，又译“末罗游”“摩罗游”“无来由”等。当义净返回时，这里已经被室利佛逝吞并了。

在末罗瑜停留两个月后，他转向了羯荼国。当年腊月，他再次登船，十几天后，到了裸人国。我们无法考证裸人国的具体位置，但从义净的描述看，这里依然处于原始状态：这里男人不穿衣服，女人用少量叶子遮体；这里不产铁，但有椰子、槟榔、芭蕉和藤竹；这里的人善用毒器。此外，义净听说从“蜀川”（实际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地区）向西南走，就能到达这里。如果是这样，裸人国就可能位于东南亚的半岛地区。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因为半岛东南亚在唐朝时已经摆脱了原始状态，进入了区域文明，很难找到不穿衣服的野人了。反而是在一些岛屿，比如印度洋的安达曼群岛上，还存在这样的原始部族。而该群岛也恰好处于从印度到中国的航道上。

从裸人国继续向西北前行半个月左右，就到了耽摩立底国，这里就是玄奘记录过的区域了，也是东印度的南界。耽摩立底国位于现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那波的塔姆卢格附近，古代时恒河从这里入海，因此也是航海的交通要道和起点（或终点）。两百多年前，东晋僧人法显也是从这里踏上归国行程的。

义净到达的时间是公元673年（咸亨四年）二月初八。在这里，义净遇到了一位玄奘的弟子叫大乘灯，大乘灯也是从南海方向进入印度，说明即便是玄奘的嫡系弟子，也已经放弃了西域道，改走海道了。他们相约从这里经陆路去往那烂陀，有六十几个驿站的路途。在路上，义净得了病，又遭遇了贼，险些无法到达那烂陀。

义净在印度待了十几年，遇到了不少唐土的僧人，比如玄照、佛陀达摩、僧哲、慧轮、道琳、智弘、无行等人。这也表明，在印度已经有了一个中国的“自助游”团体，他们之间相互交流经验，共同学习，与现在的背包客有不少共通之处。

到公元685年（垂拱元年），义净才又按照原路回到了室利佛逝。与玄奘直接归国不同，之后的义净实际上将室利佛逝当作自己的根据地，他不仅在这里居住多年，而且往返于广州与室利佛逝之间，之后才回到中原。

这种经历让他与玄奘相比具有更多优势，可以将诸多僧人的事迹进行整合，于是就有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一书，这本书记载了唐朝许多前往印度朝圣的僧人，将他们作为一个群像呈现给世人。从书中也可以看出，以玄奘为代表的早期僧人大都走西域，之后大唐和印度使节，以及玄照等人所走的吐蕃道兴盛了数年。当这条路关闭后，人们就都改走南海道了。

南海道的繁荣，标志着唐朝和印度的外交高潮已经成为过去，也表明大食人在西域的优势地位，同时还说明唐朝和吐蕃走向了对抗。然而，南海道却又开创了另一个时期，表明中国和外国交往的目的从政治变成了商业，它代表的商业文明，开创了唐朝中后期和宋元时期的对外贸易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