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救一国

李、王使团大约在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五月回到国内，因为根据史书记载，这时有一个来自印度的使团到来，很可能这个使团是和归国的唐使一起回来的。

随后，唐太宗再次派出使团前往印度，此次的正使已经变成了王玄策，副使是蒋师仁。这一次出使，让大唐的威望骤然提高。公元647年（贞观二十一年），使团从长安出发，第二年五月，当他们经过尼婆罗前往印度时，却发生了意外。

原来，温文儒雅的戒日王已经去世了，随着他的死亡，北印度陷入了一片混乱，戒日王手下有一个大臣叫那伏帝阿罗那顺，他试图乘机攫取统治权，听说唐使来到，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出兵袭击唐使。

在阿罗那顺的攻击下，这个十几人组成的唐朝使团几乎全军覆没，一路上带的各种物品全部被掠夺。幸运的是，王玄策和蒋师仁逃了出来，他们来到了尼婆罗，向尼婆罗和吐蕃借兵。

吐蕃出兵千人响应，而尼婆罗则出了七千骑兵。获得了兵马之后的王玄策向印度进军，在茶镈和罗城大战三日，大破敌军，斩首了三千级，溺死在水中的有上万人。阿罗那顺带着残兵逃走，一路上纠集了散兵准备再战，却被蒋师仁俘虏，与他一同被俘或者杀死的还有千余人。

剩下的残兵又聚集在阿罗那顺的妻子旗下，依托于一条叫乾陀卫的江水进行防御，但这一次，又被蒋师仁击败。第二次战役俘虏了阿罗那顺妻儿士兵等1.2万余人，获得牲口3万，投降的城镇共有580所。

王玄策的胜利震惊了整个印度，许多国王都送出礼物，祝贺王玄策的大捷。使团将阿罗那顺等人带回了长安，这件事成了唐朝最远的用兵战例。

可是，这件事在印度并没有记载，到底怎样才能证明王玄策这个人的存在呢？

根据史书记载，公元657年（显庆二年），王玄策第三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奉旨前往印度，他这次的使命是将佛袈裟送往印度。与他第二次出行的丰功伟绩相比，这次的出行显得轻松和微不足道。但正是这次出使，却让我们意外地得到了他存在的证据。

在现在西藏的吉隆县城以北4.5公里的阿瓦呷英山嘴，这里是古代从西藏通往尼泊尔的交通要道，从北方越过附近的宗喀山口，就进入了一条长长的谷地，现在叫吉隆沟。过了吉隆沟，就来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南麓，进入现代尼泊尔的地界了。

在山嘴附近，考古学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唐碑，这就是著名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这块碑现在仅存两百多个可辨识的文字，却幸运地保留了标题，以及正文中的“王玄策”这个名字，还有刻碑的年代：显庆三年六月。

这块碑并没有被史书记载，它蛰伏千年之后重新被发现，为王玄策其人提供了物证，也证明了历史上有一条路从唐朝首都长安出发，经过唐蕃古道，在吉隆沟进入尼泊尔和印度。这条古道在一个时期内将连接中印的陆上道路缩短一半以上，成了一条便捷的高速公路。这条路上也曾经发生过血雨腥风，战争、背叛、征服、和平、外交、朝圣，以及人类生活的一切。

回到大唐之后的玄奘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次个人冒险，竟然演变成数个强国之间的外交和政治史，并开创了一个时代。但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竟然会成为一个情报人员。在公元19和20世纪，许多西方的旅行者虽然名义上是旅行，但实际上都起到了情报人员的作用，当他们去往中亚、西域、非洲等偏僻地区进行旅行时，回到国内写的考察笔记往往成了最高质量的情报，为政府了解世界提供了参考。

公元646年（贞观二十年），玄奘的著作《大唐西域记》终于完成了。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旅行书，但事实上，它也可以起到一份情报书的作用。围绕着玄奘西行，一共有两本纪实性的名著流传了下来，一本是传记性质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又称《慈恩传》），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玄奘的行程单，而更加著名的《大唐西域记》却并不是为了写三藏法师的经历，而是写成了一本地理书，将亲历的110国和传闻的28国进行整理，将它们的山川、地理、道路、民情一一列出，由于唐代对西域和印度缺乏了解，玄奘的书籍就成了中国政府了解西方的最佳资料。

不仅是玄奘，王玄策也写了10卷《中天竺国行记》，这本书虽然已经失传了，但在唐代时，同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情报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