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尼婆罗道的开通

文成公主在吐蕃的经历暂且不表，且说就在松赞干布迎亲之时，从印度来了一批戒日王的使者，他们正要前往唐朝。

这些使者可能是前一年末出发，第二年就完成了使命，带着唐朝的使者一同返回了印度。从时间上看，印度使者走的不可能是玄奘的西道，只可能是经过拉萨，再经由刚刚开通的唐蕃古道前往长安。甚至有另一种可能性，当印度的使者来到了热闹非凡、张罗着迎亲的拉萨，或者到达柏海时，就碰到了护送文成公主的唐朝使者，唐朝的护亲队伍临时推选了一个人作为使节，跟着印度使者回到了戒日帝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解释为什么印度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就带回了唐朝使节。

跟随印度使者前往戒日帝国的唐朝使节叫梁怀璥，官职为云骑尉。唐朝使者这么快出现在戒日帝国首都曲女城，不仅让人民感到吃惊，而且连戒日王都没有想到。他询问大臣以前是否有来自摩诃震旦（即中国）的使者到访本国，大臣们回答没有。戒日王于是决定出城迎接使者，按照唐朝人的记载，戒日王采取了“膜拜”接受诏书的礼节，将诏书顶在了头上。

虽然两个遥远国家之间是否有一方会主动称臣，这一点是有疑问的，但由于流传到现在的只有唐朝一方的记载，我们只能权且接受这种说法。

历史也没有记载梁怀璥是否与玄奘相遇，但梁怀璥到达的这一年，恰好是玄奘在印度最为风光的一年。戒日王在曲女城举办了“无遮大会”，将玄奘访印的活动推向了高潮。

第二年初，玄奘就离开了印度，继续顺着他来时的路线，经过西域向大唐进发。他之所以选择继续从西域这条遥远的道路，而并非从尼婆罗新开辟的近路走，可能与他和高昌王麹文泰的约定有关，麹文泰在玄奘去印度时帮助过他，并希望他在回程路过高昌时，将佛法带到这座西域小城。

梁怀璥成功完成外交使命后，带着印度的使者再次回到了大唐。唐太宗见到印度使者后，再次派出团队前往印度，此时，已经是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

这次出使的主使是卫尉丞李义表，随行共22人。而在后世看来，更加著名的反而是团队中的副使王玄策，并由此演出了一场中外关系史上的传奇。

先不说王玄策此后更加传奇的经历，单说李、王使团的出行。使团于公元643年三月出发，到了年底的十二月，就到了戒日王所在的国家。戒日帝国虽然是个新兴的帝国，但它所在的土地却继承了一个更古老的国家的名字：摩揭陀。这就像人们当时生活在大唐，却也将大唐首都所在地称为关中或者秦地，将大唐称为中国，是一样的道理。

使者们去往摩揭陀仍然使用了吐蕃-尼婆罗道，在尼婆罗停留期间，还见到了尼婆罗的傀儡国王那陵提婆。

到达印度后，唐使开始对这个国家进行游历，这花了他们一整年的时光。当唐使在印度停留时，玄奘已经翻越帕米尔高原，于公元644年三四月间回到了今天新疆地区的于阗，并在这里上书皇帝，请求皇帝原谅他私自前往印度，并等待皇帝的消息。

直到第二年（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正月初七，获得了皇帝恩准的他才到达了长安。在玄奘到达长安20天后的正月二十七，李、王使团也到达了印度佛教圣地之一——灵鹫山（也叫耆阇崛山）。

印度北部佛教圣地菩提伽耶和它的北方，是一片广袤的平原，但在菩提伽耶的东面，却突兀地耸立着一列陡峭的山峰，这些山峰如此奇形怪状，使人不得不怀疑这是神造之物。更奇怪的是，在这些山峰的中间竟然围着一块平地，这块平地上有一座城市叫王舍城，就是古代摩揭陀国最初的都城。而这些山峰，就构成了佛教的另一个圣地——灵鹫山。

灵鹫山上遍布圣迹，更有佛陀当年说法的地方，这里也是碑塔林立，令使者们触摸到了佛陀灭度千年来的沧桑，他们决定在这里也刻一段铭文。

十几天后的二月十一，他们来到了位于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寺，这里是佛教最大的圣迹，也是佛陀悟道的地方，于是，使者们再次立了一个碑，由团队中一个叫魏才的人书写了碑文。碑文中谈到了此次出访的目的，并附上了碑铭。

这两处石刻虽然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却仍然被视为中国与印度交往的关键性文件。

但由于无法找到这些碑铭，所以对现代人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面前：既然缺乏实物证据，到底怎样确认这些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唐代使节到底有没有经过尼泊尔前往过印度呢？这个问题留在下文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