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疑云密布的文明（2）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常被古人视作珍贵之物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还是礼仪祭祀的重器，竟然被丢弃。究竟是为什么？

这些被随便弃置的珍贵之物——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上都有人为敲打破坏的痕迹。为什么这些宝物在丢弃前还要遭到人为的破坏？

如果仅仅是为了挖坑掩埋器物，为什么还要燎烧兽骨，混埋在坑中？

如果是祭祀完毕就将礼仪祭祀重器或崇拜偶像弃置掩埋，谁能有这样的经济实力？

如果说是一场灾难降临，人们在逃生之时草草掩埋珍贵之物，于理还通，但器物被人为损坏就难以理解。况且，人在逃命之时，怎么能够镇定自若地将坑挖得整整齐齐？

二、文化源流的困惑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三星堆文明的来源和流向像谜一样，一直困扰着中外考古学家们。考古学家常感到困惑：为何三星堆文明像风一般突然来临又突然消失。

人们在困顿之时，常常会生出如下疑问：

三星堆文明来自哪里？

三星堆文明又去向何处？

三星堆文明出现于成都平原，在成都平原上探寻它的源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考古学家把视线投向了成都平原。探寻三星堆文明的重担就落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肩上。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年轻的考古学家们，的确不辱使命——

在三星堆遗址和两个器物坑发现之后的十余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相继在成都平原上发现了八个史前古城址。

这八个史前古城址是位于新津县城西北5公里处的宝墩村古城，位于崇州市西南25公里的隆兴镇紫竹村古城，位于崇州市北16公里的上元乡双河村古城，位于都江堰市南约12公里的青城乡芒城村古城，位于温江城北5公里处的万春镇鱼凫村古城，位于郫县城北约8公里处的古城村古城，还有位于大邑县的盐店古城、高山古城。

这些史前古城，存在时代约相当于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2700年—前1700年。它们被称为“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上土著民的文化产物。

这些土著民与三星堆有什么关系？他们会不会是三星堆居民的祖先？

就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似乎是相当乐观——

宝墩文化是目前成都平原能追溯到的最早的考古学文化，而近两年在三星堆遗址中部的月亮湾台地所发现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又证实了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

事情似乎有了定论。

相当多的考古学家，尤其是四川本土众多的考古学家，都将三星堆文化的渊源与宝墩文化联系在一起。

有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宝墩文化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夏、商等其他文化因素，而形成的具有独特面貌的考古学文化。这种见解并非没有论断依据，而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如果仔细比对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却不可以轻易下如此结论。

下面就让我们来比较一下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

宝墩文化

石器 主要是小型石器，多为通体磨制，以梯形石斧、梯形石锛、两端有刃石凿为主。

陶器 以夹砂灰陶、外褐内灰陶、泥质灰白陶、灰黄陶为主，纹饰以绳纹、划纹、戳印、附加堆纹为主。以绳纹花边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宽沿平底尊、壶等为典型的陶器群。

宝墩人偏爱制造宽沿平底尊器和花边口沿罐等陶器。

三星堆文化

石器 主要是小型石器，多为通体磨制，以梯形石斧、石锛、长条形石凿、半月形弧背石刀及石纺轮为主。

陶器 以夹砂褐陶为主。纹饰以绳纹、弦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划纹、几何形纹等为主。以高领罐、小平底罐、高柄豆、盉、鸟头把勺、瓶、觚、壶、圈足盘、鬲形器、器盖等为典型的陶器群。

从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石器和陶器情况来看，说两者之间有某种文化联系是可以的，但要说它们之间是直接传承的关系，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两者之间的陶器器型和陶系的差异实在是太明显了。

更何况，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而这些在宝墩古城遗址中毫无踪迹可寻。

一种文化的产生，一定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一定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

看待在无任何前兆的情况下，突然产生抑或突然降临的文明和文化时，就必须在头脑中多打几个问号。

要探求三星堆文明的源流，还得求助于考古学。这不，考古学家所具有的技能——地层和器型分析可以派上用场了。

从三星堆遗址来看，第一期出土的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其比例约占整个陶片的80；陶器器型为平底器、宽沿器、喇叭形器、镂空圈足豆、钵形器，具有明显的本土土著文化色彩。

但三星堆遗址第一期、第二期在文化面貌上的大变化，无疑表明这是一个变化剧烈的时期——

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居民应该是居住在成都平原上的土著，其文化发生剧烈变化，明显是被新来的居民强制性同化或者是被奴役的结果。

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第三期的文化面貌一脉相承，足以表明新来的居民才是三星堆文明的真正主人。

三星堆文明的渊源并非主要来自本土，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

此前，成都平原上的八个古城，可谓是城址林立。

成都平原上这么多古城的存在，传递给人们一个多元社会的信息。我们仿佛能窥见：众多的城堡之间，人们熙来攘往，商贩正忙于交易；城堡里的男女老少都忙于生计。

但到了三星堆文化创立时期，似乎一切都已改变。除了鱼凫村古城，其余的七个古城已经消失。此时，在成都平原上，只有两个古城——建立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之上的三星堆古城和留存下来的鱼凫村古城，而三星堆古城已成为当时唯一的中心城邑。

七个古城废墟寂寞着，无言地叙述着昔日热闹的场景。

多元化变成了一元化。谁强制造成的这种局面？

如果宝墩文化的确是三星堆文化的渊源，二者必定有族属上的联系。

如果是同一族，在考古文化上就会一脉相承，而不会有大的变化，更不可能出现众多古城灭亡，而只有三星堆古城“唯我独尊”的局面。

毫无疑义，鱼凫村古城的居民与三星堆古城的居民同属一个大的族系——起名为“鱼凫”就足以表明这种关系。

实际上，三星堆遗址第一期应该属于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上的土著文化。而三星堆遗址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星堆文化。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继续徘徊在事实外面。

在学者面对三星堆文化渊源之谜一筹莫展之时，遑论三星堆文化的流在哪里。然而，事情就是如此奇异，就在大家感到困顿之时，上天仿佛又伸出了“上帝之手”，稍稍撩起了神秘的面纱，让曙光又不期而至。

2001年，成都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金沙遗址发现了！

与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一样，金沙遗址的发现，也带有某种偶然性。

四川远古文明的大门再次被打开了。

2001年2月8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