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物质，实现自我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的这句诗写于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十四载，当时正处于大唐帝国最为富强的盛世。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富裕并不能掩盖少数人的贫困，尤其是个体的贫穷。

我们不应忘记，现代社会虽然是富裕的，但贫困并没有完全消失。

对于一直穷惯了的人来说，不期而至的一夜暴富并不见得是好事。人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适应调整的过程，而穷人和富人注定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从穷到富，这不仅是一个心理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身体适应的过程。

中国古语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其实由俭入奢也不易，尤其是短时间的骤变，必然带来各种不适应，比如各种“富贵病”。刘备年轻时四处漂泊，后来在荆州过得非常安逸，他却对刘表哭诉：“吾常身不离鞍，今不复骑，髀里肉生。”

1992年，因获普利策奖的科普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而出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在《自然》杂志上撰文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糖尿病将引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在当时，戴蒙德的预言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而今天，“戴蒙德预言”不幸被证实。根据国际糖尿病联盟《全球糖尿病地图》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20岁至70岁糖尿病患者达1.41亿，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占总人口的51.7。也就是说，大约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糖尿病患者；每两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属于糖尿病前期。

糖尿病是一种典型的富贵病，伴随着中国这40多年从穷到富的过程，中国糖尿病人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增加。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20岁以上人群中的糖尿病患者不足1，到90年代中期上升到3.2。此后，以每年千分之一左右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人的糖尿病患病率超过美国，患者人数达1.14亿。

对于糖尿病的病因，医学专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从内因来说与遗传有关，从外因来说则是生活方式的改变。

美国遗传学家尼尔最早提出“节俭基因”学说。按照这种说法，人类生活长期处于食物匮乏状态，饥荒接连不断，在这种恶劣条件下，只有那些能最大限度将食物转化为脂肪储存在体内的节俭的人才能生存下来。这些自然进化的胜出者到了富足的现代社会，却因为更易囤积脂肪而患上糖尿病。

中国现在大量的糖尿病患者，恰好是经历过食物短缺年代的中老年人群。中国人的肥胖率并不比西方人高，而糖尿病患病率却高得多。这可能因为欧美社会较早进入现代富裕阶段，人们早已习惯了现代生活方式，节俭基因在他们体内消失，所以同样的生活环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糖尿病。

对当下中国人来说，危害不仅来自食物的丰盛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同时还包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轻松化。人们从徒步徒手变成现在的“坐姿动物”。无论工作还是出行、吃饭还是解手，都是坐着；出门有汽车，回家有电梯，人们很少走路和用力，按下按键就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

以前长者批评少数年轻人懒惰时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现在这已经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这种慵懒舒适的生活固然非常享受，但对人的身体并不见得有益，很多人年纪轻轻就肥胖不堪，疾病缠身。

人的身体是一台天生的运动机器，长期缺乏运动，身体就会发生各种病变，其中就包括肥胖和糖尿病。据统计，一位男性在拥有小汽车以后，体重将平均增加1.8公斤。从农民到工人再到白领，人们的工作从田野搬到车间，再搬到写字楼，一个庞大的“久坐群体”是糖尿病爆发的社会基础。

作为先富国家，美国也有大量糖尿病人。但在美国，糖尿病多是穷人病，而在中国，却多是富人病。美国富人比较注意饮食健康，经常去健身房锻炼，而经济状况较差的美国人经常吃便宜而高热量的食品，再加上缺少锻炼，所以胖子多，糖尿病多。相对而言，中国很多富人贪图美食和安逸，又没有运动健身的习惯，这种类似于美国穷人的生活方式带来普遍的“富态”，但由此也引发患糖尿病的危险。

在现代之前，人们也会生病，但那时候人们生病主要是因为生活条件太恶劣，尤其是缺衣少食导致的营养不良。如今人们丰衣足食，依然会生病，很多病都是富贵病，因为过于安逸、营养过剩和不良生活方式。

由此可见，对待富裕和对待贫困一样，也不是一件容易把握的事情。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今日的世界，物质文明发达，在表面上来看，是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但是人们为了生存的竞争而忙碌，为了战争的毁灭而惶恐，为了欲海的难填而烦恼。在精神上，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痛苦的时代。”

人是智慧动物，人类的一切智慧和知识，最终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如何保养自己，如何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现代文明给予人类丰盛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激发了人类的理性精神。

就经济规律来说，传统社会转型到现代社会，从起步到成熟，紧接着就进入大众消费阶段；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都得到满足之后，最后进入一个超越大众消费的阶段。应当说，消费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梦想，每个人都想以此来提高生活质量，只不过大众消费阶段以物质需求为主，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以精神需求为主。

要超越大众消费阶段，人就必须认识到生活的本质，人所追求的并不是物质本身，幸福才是人的终极目的。要得到幸福，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是不够的，人还需要开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对一个人来说，基本生活所需的物质总是有限的，丰裕的物质能满足人的虚荣心，却满足不了人的欲望。只有放下虚荣，人才能节制欲望，获得心灵的宁静与安康，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古代社会，炫耀性消费是皇帝和权贵的专享，他们为了虚荣而互相攀比，以摆阔来炫耀自己的权势。对普罗大众来说，传统智慧是知足经济学，乐天知命，知足常乐，人类因此度过了漫长而不富裕的农耕时代，并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孔子夸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人类进入现代的历史并不长，物质丰裕让大多数人都得到古代皇帝才有的享受，炫耀成为消费的主流。

在现代洪流中保持尊严和自由，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自由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自省。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炫耀性消费来自对被尊重的需求。实际上，发自内心的自尊远比来自外部的“被尊重”更高尚，也更自在。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更接近最高境界的“自我实现”。

基督教中有“七宗罪”的说法，现代人主要的问题是嫉妒与贪婪。因为过度追求他者认同，嫉妒激发人的竞争心理，带来经济不断进步；但嫉妒也让人在心理上一直处于失衡状态，最后难免倾覆。

这正像亚当·斯密所说，人类生活的不幸和混乱，其主要原因似乎在于高估了一种境况和另一种境况之间的差别。贪婪过高估计了贫穷和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高估计了个人地位和公众地位之间的差别，虚荣过高估计了湮没无闻和名闻遐迩之间的差别。许多人的困境在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已经足够好了，应该安安静静地坐下来享受生活，而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好，结果只留下一块墓志铭——“我过去身体不错，我想使身体更好，现在我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