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上的中国

20世纪80年代初，作家刘心武前往日本访问。他进入东京一家超市，面对里面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他惊呆了。刘心武后来说，当他来到三楼，他已经从震惊转为愤怒。

刘心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这样丰裕而廉价的商品。40多年后，这些在中国都已经司空见惯。

最近40多年，普通中国人的工资增长了100多倍，一些社会精英、投资者的收入增长更是达到千万倍。虽然食物价格也增长了10倍左右，但工业品价格基本没变，甚至有所下降。相对于40多年前，每个人实际购买力应当提高了100倍左右，也就是说富了百倍。

中国几千年历史基本没有完全摆脱食物的匮乏。即使40多年前，吃饱饭也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40多年间，中国餐桌上的动物类食品消费量翻了几番。2021年，中国饲料用粮占粮食全部消费比重达51.7。

不过，中国在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出口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1997年，中国粮食进口量仅为416万吨，2010年达到976万吨，2013年增至1800万吨。

平心而论，这种“富有”和“革命”不仅是政治变革的成果，更是技术进步的结果。位于陕北的神木堪称这种“财富革命”的典型标本，20世纪90年代还是“国家级贫困县”的神木，因为地下埋藏的“黑金”，位列全国百强县前列。

事实上，这种从古代到现代的巨变，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鲁迅先生就曾为故乡的沦陷而伤感：“中国社会上的状况，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与鲁迅同时代的胡适，也为这种现代性的富有而惊讶——

一切都在迅速变化。我是在油灯下看言情小说的，我眼见着标准石油公司的产品进入我的故乡，煤气灯进入上海店铺。……我坐过轿子、轮车和人力摇橹的小船。1904年，我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街上，见到晚上艳妆歌女都是坐着轿子匆匆赴台的。以后，在最现代化的都市上海，马车成为时尚。1909年，我在上海见到有轨电车初次营运。……我在两岁时便第一次乘坐轮船了，但直到1942年才初次乘飞机旅行。我和我的国民们一起，走过了从油灯到电灯，从手推车到福特汽车的路程，虽然还谈不上飞机，但这一切，是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走完的！

很明显，鲁迅和胡适时代的“富有”，其实只局限于极少数的城市精英。如果以大多数人进入物质丰裕时代为标志，最近这40多年才真正完成了这一现代蜕变——中国用4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世界100年才走完的道路；西方几代人的生活变迁，在中国一代人身上迅速完成。对一些念旧的人来说，转眼间，他们熟悉的那个世界就坍塌了……

有个数据说，中国新一代年轻人成为全球身高增长最快的人群。相比他们的父母，这一代人的身高平均增长了10厘米。这是从未经历过饥饿的一代人。在传统时代，饥荒迫使东亚人群出现了独特的GHRd3基因突变。从生物学来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生存策略，迫使人对生长激素的敏感度降低，身体变得矮小，从而降低对食物热量的需求，更易在食物短缺下生存。

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最近40多年的变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孔子以来将近3000年的变化。

1824年，法国作家司汤达这样写道：“1785年到1824年的变化是多么厉害啊，在过去两千年有记录的历史中，在风俗、思想和信仰上从来不曾有过如此激烈的革命。”1909年，法国诗人查尔斯·贝驹又感叹说：“自耶稣基督以来世界的变化，都没有最近30年的变化快。”

1987年，美国作家阿瑟·米勒在《时间曲线》中这样怀旧：“按钮除了开关电灯外还没有其他功能。留声机必须手摇给予动能，汽车必须用手摇曲柄才能发动，咖啡曾在咖啡磨里经手动研细，也就是说，除了从钱包里掏钱和指示方向外，手还曾经有过其他使用功能。”中国人几乎完全跳过了“手摇”阶段，只需“从钱包里掏钱”，即可享受各种最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被称为“行走的钱包”的中国人，消费了全球近一半的奢侈品。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这种财富爆炸导致的物质革命来得如此突然。

在物质全面进入现代后，其他方面不可能永远停留于古代，这就好比一个人在年龄、身高和体重上已经进入成人阶段，他的心智就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婴幼儿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