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2）

工业文明就像一个巨大无朋的马达，它输入自然的空气、水、森林和矿藏，输出垃圾；文明越发达，马达的功率越大，自然被转化的速度就越快。工业化的富裕所产生的最大危害是污染和垃圾，个人富足与公共贫困带来严重的“外部不经济性”。消费社会最大的产物不仅包括商品，也包括垃圾，一次性的塑料包装袋成为当代人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大“遗产”，或许有一天，人类会被自己制造的垃圾埋掉。

对现代人来说，最值得警惕的是机器主导的功利主义，使人们将生活的目标从必需品提升为舒适品，最后发展到奢侈品。人的生存条件超越“人”本身，而成为生命的最终目的。

虽然现代社会是完全流动的，但很多人却被囚禁在城市这部巨大的“永动机”中。很多富人拥有一切，唯独不拥有自己，生活在这种“丰裕的贫困”中的人，已经将自己完全机器化和物化。

现代社会物质不再短缺，真正短缺的是时间、亲情和社区联系。机器是人类欲望的放大器，一方面机器改变了人，另一方面人改变了机器。机器的效率越来越高，以至于生产出现过剩。过剩经济导致消费短缺，生产社会随之被消费社会取代，攀比、浪费、挥霍和炫耀便顺理成章地变成消费时代的美德。

在农业时代，90的人生产，10的人消费；在工业时代，大约90的人工作，70的人消费；在后工业时代，只需要30的人工作，而90的人消费。可以说，后工业社会是真正的消费社会。

当消费变得跟生产一样“必须”时，消费也就变成了对生产的仿制，每一种消费都因为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而体现出与生产同构的职业性。同样，过剩的生产只有通过过剩的消费才能维持。面对极度多样化、系列化和复杂化的商品或服务，每个消费者时常会陷入“选择困境”，需要承受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

在消费时代，选择的自由变成消费自由，自由就是买得起你想要的商品。现代社会是一个即时通信、立即满足、时尚流行、一夜成名的世界。现代人都对消费上瘾，商品即瘾品。在一个饥渴心灵取代了饥饿肚皮的世界，广告便成为唯一的布道者，消费的“福音”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广告让人的大脑正面对整个进化史上都不曾有过的最密集刺激。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他往往是从童年时期的广告来认识世界的。精美的广告虚构了一个“美丽新世界”，诱惑并刺激人们去纵欲和享乐。现代经济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完全竞争”：人们过着相同的生活，接受相同的信息，购买相同的商品。在一个物化的世界，人们无暇关注宗教、艺术和手艺，只剩下两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工作，再加上消费。

马克思说，衣服要有人穿才叫衣服，房子要有人住才叫房子。对物质丰裕的现代人来说，消费行为本质上属于一种感官性的身体文化。或者说，机器时代的消费主义是一种过度与浪费的经济。

凡勃伦在《有闲阶级》中最早提出“炫耀性消费”。炫耀是人类和动物的本能，不同之处是动物用身体，人类用财富，而财富只有消费才能显现，比如豪宅、宴会和收藏。炫耀和囤积都是对权势和影响的最大化体现。宴会有时不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炫耀，或者说为了显示地位。在中国历史上，有石崇与王恺斗富争豪的故事。在欧洲，罗斯柴尔德家族引以为荣的待客之道是佳肴盛列，自己却一口也不吃。

在过去一百年间，美国人的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衣食住行消费由75下降到12，而闲暇消费则由18增加到64。对现代人来说，消费并不是生活必需，主要是一种心理体验，比如权力感、占有感、获利的快感。谁都知道，超出生活所需的财富都是多余的，而多余的财富只能去买多余的东西。在一个充满包装和景观的消费者社会中，收入的提高有时也无助于人们摆脱内心的贫困。

炫耀常常激发嫉妒，带来愤怒与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楚人一怒，可怜焦土”。这样的历史让人耳熟能详。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人类的处境》中这样嘲讽：“在13世纪到19世纪之间，人们或许会这样来总结道德气象上的变化：七宗罪变成了七美德。贪婪不再是一宗罪了。对世俗商品细微的关注与呵护，货币的囤积，不情愿捐助他人，这些习惯对资本存储都很有用。贪心、贪食、贪婪、嫉妒与奢靡，都是对工业的永久性刺激。”

作为鲁滨孙的历史原型，塞尔柯克曾在一个荒岛上独自生活了4年4个月。当他于1711年回到英国时，他一下子成了传奇人物。一位采访过他的作家感叹道：“要求仅限于生活必需品的人是最快乐的，而欲望超过这个限度，所得愈多，要求也就愈多；或用他的话来说，‘我现在有八百镑，但我永远也不会像我一文不名时那么快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