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效应

历史虽然存在一些规律，但不是预先注定的。历史是一种时间线运动，人无法穿越回过去，历史也不会为走得慢的人重新开始。

福柯讥讽道：“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穷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 阿伦特说：“现代肇始于对穷人的剥夺和继之发生的对新兴无产阶级的解放，在现代以前，所有文明都建立在私有财产神圣性的观念之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后果的关键。人类创造了财富，财富最后变成了财产，不平等就产生了。当财富的不平等超过某一限度时，制度就处于危险之中。

有研究者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不是因为法国贫穷，而是因为这是一个极度繁荣的国家。中国自古都不乏农民起义，不只是因为贫穷，还是出于对不平等的愤怒。严重的社会激变往往起于阶级间的不平等。

自古以来，处于社会等级高层的人群总是极少数，在少数人成为富人的同时，多数人并不能改变自己作为穷人的命运。或者说，在富人更富的同时，现代经济和全球化并不必然会让穷人变成富人。

古人的生活极其封闭，他们终生在乡村，永远无法想象皇帝、国王的富有。但对现代人来说，一方面，富豪生活是全社会关注的话题，越来越发达便捷的交通、传播和通信技术使这种不平等更加触目惊心。但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飞机、汽车、高铁和高速公路提高了富人的生活质量，将穷人隔离出他们的视野。

从大趋势来说，现代社会必将走过这样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乡村的沦陷，人类失去故乡，母语方言被标准国语取代，乡村被城市取代；第二个阶段是国家篱墙的崩塌，各种国语被机器语言取代，全人类和所有资源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并重新配置。

毫无疑问，全球化带给各国精英阶层最大限度的自由，人和财富获得最大程度的解放，富人们可以带着财产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然而，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剧全球性的财富不均。

在全球化的当下，非法移民和难民问题已经成为困扰西方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这不仅造成了世界政治的分裂，也引发了欧盟和各国内部社会的撕裂。特朗普在2015年进行总统竞选时，曾就移民问题大喊“狼来了”——“他们正在接管我们的工作，他们正在接管我们的制造业，他们拿走了我们的钱，他们正在杀死我们！”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认为，贫穷从根本上来说完全是文明世界才有的东西。贫困并不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们并不穷。所谓贫穷，不是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更不是东西少，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大多数贫穷其实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人们通常认为，穷富往往是对立的，但在自由、公正和法治的环境下，创造财富的人更愿意通过慈善公益事业与他人分享财富，使得财富的分配变得更为平等。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平等，对现代人来说，所谓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

对一个有钱人来说，如何赚钱体现的是能力，如何花钱体现的是教养。其实比起赚钱来，花钱更需要智慧。

福特在T型车大卖后，主动提高工人的工资。他认为：使国家变得伟大，依靠的不是交易额，不是私人财富的创造，也不是仅仅将农业人口变成城市工业人口；只有通过发挥才智，提高人们的技能，并且财富被广泛且公平地分配时，国家才能变得伟大。福特的理想正对应了罗斯福纪念公园墙上的那句话：“衡量我们进步的标准，不是看我们给富人们带来了什么，而是要看给那些一无所有的穷人能否提供基本保障。”

从现实来说，贫富差距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难题，这或许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原罪”。从资本出现的那一天起，投资总是要比劳动获得更高的收益。尽管谁都有劳动，但并不是谁都有资本，这就是所有不平等的根源。众所周知，在美国，10的人大约占有80的股市财富。

人们常常把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两极分化称作“马太效应”。马太效应往往与意识形态无关，而更多的是一种优势的自我增值循环。好的社会制度应当打破循环，而不是任由其发展，更不会加强这种分化。

社会学家发现，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地方，人们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更小。不平等也降低了人们的合作意愿，撕裂了组织或社群的团结。与此同时，不公正和不平等比贫穷更容易产生暴力。

颇为讽刺的是，经济学家皮凯蒂绘出的诸多经济和财富历史图表显示，不平等一直在加剧，而只有在毁灭性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贫富的差距才得到明显下降。

早在二战之前，经济学家德鲁克就指出：资本主义建立在一个经济人社会之上，它是自由而不平等的；一旦失去自由，经济人也将不复存在。极权主义是欧洲两种价值观冲突的结果，“平等”战胜了“自由”，成为政治运作目标的结果。历史告诉人们，西方世界以“自由”之名追逐“平等”，结果既无法得到“平等”，又无法得到“自由”，只能落入奴役的陷阱。

199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一个展望21世纪的全球精英大会。针对未来全球经济化过程中的“二八定律”现象，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提出了一个“奶头乐理论”：“如果把令人陶醉的消遣娱乐与充分的食物结合在一起，世界上受到挫败的居民就会保持好心情。”

随着生产力提高，全世界大部分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大部分人将被彻底边缘化，他们不必也无法参与产品的生产和服务。“奶头乐理论”主张，为了安慰这些“被遗弃”的人，避免阶层冲突，最好的方法是给他们塞上一个“奶嘴”，以此消解人们的愤怒和抗争欲望。

按照布氏的说法，这种娱乐有两种：一是发泄型娱乐，比如开放色情产业，鼓励暴力网络游戏，集中报道无休止的口水战、纠纷等，让大众将多余的精力发泄出来；二是满足型娱乐，比如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无聊琐事，明星花边，家长里短，各种小恩小惠的活动，众多的肥皂剧、偶像剧、真人秀等大众综艺娱乐节目。有了这两个“奶嘴”，大众就会沉迷其中，乐不思蜀，心安理得地接受被抛弃的命运，不知不觉地丧失上进心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度思考能力；只需让他们有一口饭吃，有事情可做，有地方可打发时间，精英阶层就可以高枕无忧。

在有些美国精英看来，这不失为一种既温情而又低成本地解决贫富差距产生的社会问题的好方法。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的另一版本。

“奶头乐”貌似麻醉剂，其实是毒品，或者说是毒药，它并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题，饮鸩止渴。娱乐至死让人们丧失思考的能力，必将带来更严重的“马太效应”，人与人的差距、阶层间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这对未来而言绝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