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2）

“全球化”一词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全球化喜忧参半，既因其帝国主义色彩，也因其自由主义倾向。如果说从前的世界里有许多各自独立的水桶，那么现在这些水桶底部都被一根贸易的管道连接起来。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800年到1920年，当时的全球化程度比较有限，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规模都很小；从一战结束到“冷战”结束为第二个阶段；1989年至今的全球化，则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单一市场的地球村。

所谓“全球化”，并不是以国家身份融入世界，恰恰是以“去国家化”为重心，个人和企业的“国际化”，把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经济实体，融合到一个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去。换句话说，全球化不单是一个发展趋势，更是一套国际体系。当前，这套国际体系已经替代了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拥有自己的规则和逻辑，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环境、地缘政治和经济。在某种程度上，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全球化，正在从经济、文化等方面，打破传统社会主权的统一性。

古代世界是互相割裂的方言社会。如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英语似乎成为一种世界通用语言。英语的全球化，多少可以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注脚。

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美国的信息革命，现代世界几乎是在英语语境中被孕育和被创造的。虽然全世界有无数种文字和语言，但在今天的人类世界，英语几乎成为通用文字和语言。人类的大部分科技出版物是以英语为载体而存在的。 2013年，全世界75的电视频道是英语节目，85的国际组织的工作语言是英语，85的网页是英语网页，80的电子邮件是用英语传递，100的软件源代码是英语格式。

然而，无论是在哲学意义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部分。西方在面对中国时，常常为文明的另一种可能而惊奇，也为它的奇迹而惊叹。全球化为中国打开了技术大门，有不少技术创新“墙里开花墙外香”，比如面部识别和核酸检测最早由美国发明，但最大的应用却在中国。类似的还有日本发明的二维码和方便面、卡拉OK等。

见贤思齐是人类的本性，现代文明的传递从物质和技术开始，最后必然波及精神与文化层面。中国晚清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李氏朝鲜的“东道西器”以及日本明治时期的“和魂洋才”一样，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说，因为文明原本是一个整体，无法只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技术文明。例如，为了引进西方优良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造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让造船厂和兵工厂能够发挥功能、有效地进行生产，又必须让构成产业基础的经济活动能够顺利展开。这就和视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教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拥有西方军舰的结果就是，将不可避免地对本国的核心文化造成冲击。

因此，很多人乐观地设想：科技超越国界，国族的差异将会随科技的发展而消散无踪；随着世界各地不可避免地使用相同的科技，政治体制也会逐渐趋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最终将合而为一。

但实际上，这种设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全球主义到现在仍未实现。从费正清、傅高义到亨廷顿、基辛格，不断有人指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无论从地理、历史、制度还是文化来说，差异都堪称巨大的国家，到底能不能互相理解，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未来。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虽然西方国家普遍比较富裕和成功，但其他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对西方制度，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的移用、模仿和借鉴，都是一个远比想象更加复杂的问题。

许多传统国家既想维持原有的文化认同基础，又试图尽量适应现代化要求，以应对在技术、制度、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变化。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只是他们走向现代的本土经验，并不是其对西方社会的简单模仿和想象。

赵鼎新先生指出：现代化的到来并不象征着西方文明有着特殊的优秀，也不代表着什么历史“进步”；现代化并没有增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自然界的生存能力。但即使如此，现代化却有着很大的不可逆性——

现代化带来了全球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导致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控制手段都将难以为继：臣民一旦成了公民，就自然会产生种种权利要求；女性一旦全面走向社会就不可能再回到男尊女卑时代；一个人群一旦产生了族群意识就很难再把它抹去……面对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诉求和问题，一个时代必须产生与之相应的家庭关系、社区政治、族群政治和国家政治等。同样重要的是，现代化给了以个人成功为导向的工具理性一个正面的价值。

虽然现代化的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和有限的区域内，历史有时候也会发生倒退，这正如许多地方的环境恶化一样。

曾经的大英帝国衰落了，但后来的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富裕发达的国家之一；苏联衰落之后，留下的俄罗斯却实力大减。在20世纪中期一段时间里，苏联在冷战竞赛中几乎与美国并驾齐驱，在经济和技术的部分领域，甚至超过美国。但仅仅20年时间，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超级大国就急剧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