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

斯宾格勒说，蒸汽机的决定性因素是它的发明者，不是它的伙夫，思想才是重要的。现代的历程告诉人们，创新是一个现代国家进步的灵魂。

依靠技术创新，新公司很容易平地崛起，甚至在很短时间就击败老牌大公司。比如个人计算机的出现，就颠覆了以前的很多大型计算机设备公司，网络零售商也让一些大型实体商店陷入困境。

造纸是芬兰的传统经济产业，诺基亚的崛起也曾为芬兰注入新的活力。然而，iPhone取代了诺基亚，iPad打击了传统纸业。芬兰总理悲哀地说，乔布斯摧毁了一个国家。

如今，马斯克正成为第二个乔布斯。这个从来没有造过汽车的人，在2014年拿到了金方向盘奖的终身成就奖。虽然相隔百年，如果说福特的T型车开创了汽车时代，那么马斯克的新T型车则颠覆了那个汽车时代。传统的汽车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现在的汽车变成“一部手机加四个轮子”，特斯拉被认为是“车轮上的iPhone”。特斯拉的创业团队主要来自硅谷，他们用IT理念来造汽车，而不是底特律那些传统汽车厂商的思路。特斯拉汽车极有可能成为传统车企的终结者，截至2021年，它的市值已达5360亿美元，是大众、戴姆勒、宝马市值总和的2.5倍。

有人评论说，当下已进入“新硬件时代”。所谓新硬件，不是主板、显示器、键盘这些计算机硬件，而是指一切物理上存在的，在过去的生产和生活中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人造事物。

如果说乔布斯在2007年展示的iPad和iPhone还是人们可以理解的事物——电脑和手机，那么今天的多轴无人飞行器、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机、可穿戴设备、智能机器驮驴、机器人厨师等，大都是人们之前无法想象的新事物。

中国古语说，制器尚象，穷神知化。发明创造像艺术活动一样，关键在于创造新事物，这是从0到1的过程，它追求创意和个性，这可以说是人类的专属。创新是工业的灵魂，没有创新的工业就只能去模仿和复制，这个从1到N的过程属于标准化大量生产，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基本交给了机器。

如果说第二次浪潮还属于暴力经济的话，那么第三次浪潮就是知识经济或创新经济，完全依靠科技文明，营造一个智能的信息社会。在这里，智慧是一种普遍状态，比人更加聪明能干的机器向人们提出一个哲学命题：机器会代替一切吗？机器会统治人类吗？

好的问题往往胜过拙劣的答案，苏格拉底就常常思考“人应当怎样活着”。

技术变革注定会改变人们思考的方式和习惯，甚至完全改变人们的智力水平和身体结构。“我愿意把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这就是乔布斯的梦想。马斯克则梦想将来自己可以埋葬在火星上。

乔布斯是类似爱迪生和福特那样的人物。从乔布斯打造苹果个人电脑开始，他就给电子消费品产业带来一场又一场革命。到乔布斯去世的2011年，苹果公司成为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有人打趣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三个著名的苹果：第一个是诱惑了夏娃的苹果，第二个是击中了牛顿的苹果，第三个则是乔布斯开创的苹果公司。乔布斯是革新者、反叛者和梦想家，他重新定义了“手机”和“电脑”，用创新理念颠覆着世界。与其说他是企业家，不如说他是创意大师，他将工业美学通过技术发挥到极致，技术的精妙与艺术的完美融为一体，使工业品充满一种动人心魄的灵魂。

“死亡是生命最精彩的创造。”人间已无乔布斯，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国出不了乔布斯？2009年10月31日，科学家钱学森去世，留下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其实是“李约瑟难题”的改编版。

古代人接受教育是为皇帝或教会，现代人接受教育是为自己和世界。进入现代之后，教育是唯一一种既不妨碍效率，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进步方式，教育不公平也是最大的不公平。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说，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对儿童来说，学习被看作工作的启蒙训练。当学习成为孩子们的工作，分数就是他们的奖金；将教育专注于考试，就如同将球赛专注于球，而忘记了整场比赛。只要是“工作”，便都会丧失过程，而沦为一种功利的结果。如果人们能帮助孩子们在成长的时候学会思考，而不是死背硬记，学会解决问题，学会创造，学会积极参与，则更易于培养出更具创新性的一代新人来。

乔布斯在为苹果配音的一则广告中说：“只有疯狂到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

如今，“疯狂”的马斯克已经成为超级明星般的人物。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令人忧虑的是今天孩子学习和进步的动力几乎全部来自外在压力和奖励。结果是他们既不会有宏伟的目标，也不会有坚韧不拔的毅力。这样的未来我都不愿意去想象。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内驱力，普通的孩子也可以取得非凡成就。我今天所有的成就源自于《2001太空漫游》作者的那句话：‘任何足够先进的科技，都与魔法无异。’”

英国和美国产生现代化的根本是技术，特别是节约人力资源的技术，但这对中国来说，却并不是一种必然。

美国记者海斯勒在中国生活了10年，并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何伟”，他在《寻路中国》一书中指出：“任何国家都面临着浪费巨额财富的诱惑，而中国正巧面临的是对人力资源这种财富的浪费。”

实际上，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与人才的短缺互为因果，构成“钱学森之问”的一体两面。

在今天这个时代，科技进步常常要靠极少数天才领导方向，然后其他学者跟进。从重要性来说，关键在于少数天才群体的突破。有些科技领域完全就是天才的世界，就像是一千只狐狸也代替不了一只老虎的力量一样。“以虎斗虎，则独虎之不胜多虎也，明矣；以狐斗虎，则虽千狐，其能胜一虎哉？……故为巨室者，工虽多，必有大匠焉，非其画不敢裁也；操巨舟者，人虽多，必有舵师焉，非其指不敢行也。”。大意是说，老虎之间相斗，一只虎不如多只虎；狐狸斗虎，一千只狐狸也赢不了一只虎。

当一个国家的年人均国民收入超过了6000美元，它就不再是一个农业社会，而可能是一个拥有一定财产的中产阶级的、复杂的公民社会，以及拥有高水平的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

自1977年起，中国高校招生逐年增长，但年平均增长率一直都没有超过8.5。1999年开始扩招，高等教育转向大众教育，到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了54.4。教育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未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国要完成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关键在观念转变，但观念的改变远比建设新校区要难得多。

从历史来说，现代学校教育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其初衷是为了满足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意在培养能适应流水线工作、拥有基本读写算能力的大批技术工人，也就是能掌握和应用既成知识的人，所以传统学校教育的特征是传承知识，侧重考查学生的知识记忆和掌握能力。但进入信息社会后，知识不再稀缺，学校教育面临转向，以信息自动化为方向的所谓“新工科”就是这样一种应对。

如今，新技术飞速发展，流水线上的很多重复性劳动已能被机器替代，面向未来的教育应更注重创造性，尤其是传统的教育观念必须发生转变。未来需要的人才绝不仅仅强调掌握专业学科知识这些智力因素，而是更强调非智力因素，比如有理想、有志向、能与人合作、富于创造力等。

《汉书·李寻传》云：“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国。”意思是说，马不喂夜草，就跑不了远路；不重视人才，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教育既是培养人才，也是选拔人才，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