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与资源诅咒

从一定程度来说，机器的历史也是技术的历史。人类的智力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技术，而机器便是技术的载体。随着人类的技术进步，机器也越来越复杂；技术的专业化程度越高，一般人越难以理解机器的技术原理。

瓦特蒸汽机以活塞带动曲轴转动，相比之下，如果以蒸汽直接驱动涡轮转动，则更加高效。1894年，第一艘涡轮蒸汽船“托宾尼尔号”首航，时速达到34.5节，也就是64千米小时。很明显，蒸汽涡轮机的效率远远超过了传统活塞式的瓦特蒸汽机，由此带来了一场商船和军舰革命。

1939年，喷气式飞机在德国试飞成功，这标志着更先进的燃气轮机的诞生。1947年，第一艘高速舰艇在英国下水，它的动力来自1.86兆瓦的燃气轮机。

燃气轮机的工作过程与蒸汽涡轮机相似，压缩机吸入空气并将其压缩，压缩的空气与燃料在燃烧室混合后燃烧，产生膨胀的高温高压燃气，从而推动涡轮叶轮高速旋转。

与活塞式内燃机和蒸汽机相比，燃气轮机要小得多；同样的空间，燃气轮机可提供高出数倍的动力输出。这无疑是蒸汽机和内燃机之后的又一次动力革命。

其实，早在纽科门蒸汽机之前，在华的闵明我神父就制作了一个由蒸汽涡轮机带动的装置，康熙和众官僚只看到了一件新奇的机器玩具，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世界上第一台蒸汽发动机。

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国传统工艺，走马灯堪称是现代燃气轮机的原始模型。晚清时期的作家富察敦崇曾有感而发：

走马灯者，剪纸为轮，以烛嘘之，则车驰马骤，团团不休。烛灭则顿止矣。其物虽微，颇能具成败兴衰之理，上下千古，二十四史中无非一走马灯也。……走马灯之制，亦系以火御轮，以轮运机，即今轮船、铁轨之一班。使推而广之，精益求精，数百年来，安知不成利器耶？惜中国以机巧为戒，即有自出心裁精于制造者，莫不以儿观视之。今日之际，人步亦步，人趋亦趋，诧为奇神，安于愚鲁，则天地生材之道岂独厚于彼而薄于我耶？是亦不自愤耳。

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现代化之路走了一个多世纪，其间有许多坎坷与反复，直到最近40多年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推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从而实现跃进。

中国用4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从黑暗的中世纪到文明的后现代社会400年的发展道路。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多年就经历了。400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40多年中，这几乎是整整一代中国人神奇的经历。

面对这40多年的剧变，我们一时之间很难从今天的西方找到参照。但如果翻开尘封的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小说，或者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许能够从一个更长的时段照见我们当下的征途。

“国家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而且越看越明显的是，决定性因素是知识。” 托夫勒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专制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财富是权力的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在传统时代，暴力属于强者，财富属于富人；在科技时代，知识属于每一个人，包括弱者和穷人。

古人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暴力和金钱可以被垄断，但知识是难以垄断的，知识是最具民主性格的权力来源。按照托夫勒的说法，暴力与财富都建立在掠夺之上，知识经济则消除了掠夺，人类社会将更加文明。

全球化竞争依靠的是比较优势，资源型国家相对于创新型国家来说，很容易导致“荷兰病”，短期繁荣之后总难免长期萧条。“资源诅咒”理论认为，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更慢。纵观世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随着全球分工，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不完全取决于资源的多少；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同样可以实现富裕，比如以色列、新加坡和日本，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成为国家兴旺的关键。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走向繁荣强盛的根本原因是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人才和资源能得到充分利用。相反，落后国家却面临着严重的人才和资源流失问题。

巴菲特曾说：“如果你来中东是寻找石油，那么你可以忽略以色列。如果你是在寻找智慧，那么请聚焦于此！”以色列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不到1000万，但这个资源匮乏的小国家，201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兴企业总数却超过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四国的总和。

以色列建国的历史并不长，自然条件极其严酷——干旱，沙漠遍布，缺水，可耕地面积只占20——但却创造出了农业奇迹：西红柿每公顷最高年产500吨，鸡年均产蛋280个，奶牛年均产奶量1万公斤；温室大棚每公顷年产1200万支玫瑰；沙漠地区的柑橘每公顷年产量最高为80吨。以色列因此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农业发达国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