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社会变革（2）

有人认为，互联网普及之后这二三十年，尤其是从PC端转移到智能手机之后，人类整体的智慧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退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手机互联网实现了极度的平民主义，降低了获得信息的门槛，专家被污名化，廉价的平等侵蚀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沉默的螺旋”无处不在，反精英反理性和群氓主义很容易成为社会主流。在美国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57的票数之后，特朗普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

跟任何机器一样，网络这东西会用能增益，不会用反而有害。一般而言，互联网之利不言而喻，但对有的人来说，只有沉迷其中的虚无和娱乐至死，这与以前人们沉迷电视是一样的。

早在1881年，美国神经病学家乔治·比尔德就对电报和报纸提出批评：“我们匆匆忙忙就建立一个系统，浮光掠影地理解科学，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味求新猎奇。”针对“数字生存”带来的困惑，美国科技作家卡尔总结为“浅薄”；德国著名脑科学家施皮茨尔则用了“数字痴呆症”这个警告性的新词；法国认知神经科学专家米歇尔甚至说，过度的电子产品使用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脑切除术实验”。

互联网时代的人常常以为，只要信息自由流动，人就可以获得思想自由。思想包括信息、知识和智慧。互联网只是促进了信息的传播，而信息的泛滥反而可能会抑制知识的获取，让智慧更加遥不可及，甚至信息、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将会消失。同时，计算机、互联网以及通信技术也减弱了人们对“意义”和“记忆”的关注。

2020年，法国国民议会表决通过一项新法案，全面禁止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等各种具有联网功能的通信设备。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始，2021年，中国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在荷兰，不仅规定未成年人不得使用手机，并且成年人也不得当着未成年人使用手机，将其视为危险示范。

在智能手机时代，信息的视频化在某些方面逐渐取代大众阅读和面对面的交流。以网络为主的新兴大众传媒，带来了信息和知识的民主化，但也颠覆了启蒙文化的理性思考，同时也在瓦解民主本身。

当今的大众英雄不再是拥有强权的人，比如帝国缔造者、发明家或者颇有成就的人。甚至很多人眼中的名人就是电影明星和歌手，这些“名人”常常宣扬一种快乐哲学，远离规训与劳动。事实上，这种名人效应只有流量而没有思想，这是信息时代的特点。一个名人之所以是名人，不是他做了什么，而是人们都知道他是名人。

赫胥黎是奥威尔在伊顿公学的老师。作为著名的反乌托邦作家，奥威尔担心文字狱和禁书，赫胥黎则担心无人读书；奥威尔害怕信息短缺，赫胥黎则担心被信息淹没。奥威尔预言“老大哥”通过机器监视着人们，精巧的机器沦为一种邪恶的权力技术和统治手段；赫胥黎则认为，人类失去自由和历史并非因为“老大哥”，而是人们过于依赖和崇拜那些使人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机器。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正值报纸的黄金时代，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都勤于笔耕，热衷于成为各大报纸的专栏作家。李普曼就是其时名震一时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在《舆论》一书中坦言：“报纸被民主主义者当成了弥补民主制度自身缺陷的灵丹妙药，然而新闻的特性及对新闻业经济基础的分析表明，报纸不可避免地反映并强化着舆论机器的缺陷。”

其实，将这段话中的“报纸”换成“互联网”也同样成立。

现代世界虽然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越来越全球化，但思想上却越来越部落化；互联网让信息传播越来越普及，但人们对常识和真相却知道得越来越少。人类离其他的行星越来越近，与同一个地球上的同类却越来越远。面对对世界资源与权利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互联网曾给我们制造了一个信息海洋，但如今的算法却编织了一个个“信息茧房”。在所谓的“后真相时代”，每个人活在自己的信息茧房中，只看到自己想看的，只听到自己想听的，这就像袁世凯和《顺天时报》一样，带来可怕的后果。

据说，袁世凯当总统前很喜欢看《顺天时报》。有一段时间，《顺天时报》连篇累牍都是劝袁世凯早日登基的马屁文章，这让袁世凯以为民意支持他登基称帝。其实他看的那份《顺天时报》，是他的儿子袁克定专门为他印制的。袁世凯对《顺天时报》信以为真，结果称帝后引发国内外公愤，郁郁而终。

在印刷时代，要给每个人定制一份《顺天时报》是不可能的，但在互联网时代却变成轻而易举的事情。由此带来的回音壁效应势必会粉碎社会共识，引发社会撕裂。有人指出，互联网已经颠覆了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网络社交平台正成为覆盖面最广、穿透力最强、影响最深刻的超级权力。

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依靠网络社交平台的优势意外获胜。4年之后的大选中，他却遭到网络社交平台的集体封杀，这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数字独裁”的威胁。《纽约时报》评论说，多西和扎克伯格的名字从未出现在选票上，但他们拥有一种地球上任何民选官员都无法宣称拥有的权威。

在2022年的俄乌冲突中，互联网和自媒体成为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一方面，“信息茧房”使得人们的价值观更加对立；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重新定义了政治与战争的内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足不出户，就可以在世界各国到处演讲，争取支持。在冲突现场之外，虚拟现实的赛博空间构成了一个更为广泛的战场，马斯克甚至为此特意提供了星链系统作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