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

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了，中国进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所谓新社会，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以示与国民政府统治的旧社会一刀两断。

中国实行人民公社体制，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踏上苏联式的工业化之路，以“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来进行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超英赶美”。

1953年至1956年，新中国用4年时间完成了三大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民族工商业改造。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和商家都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中的一员。其中，全国402万家私人工商企业绝大多数都以“公私合营”方式得到改造；大量在华的外国资本企业也都被收归国有，如英国在远东的最大财团怡和公司、烟草企业英美烟草公司等，“帝国主义剥削”在这一时期被彻底终结。

这一时期，所有报纸、杂志、印刷厂和出版社也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同时，原来兼营出版、印刷、发行的新华书店实行专业化分工，形成了人民出版社、新华印刷厂、新华书店的格局。《人民日报》报道称，城乡市场通过破四旧、立四新，“许多商店带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半殖民地色彩的招牌、旧字号，一部分商品的旧商标、旧图案、旧造型，都已为具有革命内容的新招牌、新商标、新图案、新造型所代替” 。

为了普及教育、提高全民文化水平，新中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字改革：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其原理是以草代楷、同音替代。国家力量之大，一举完成了五四时期那些新文化人士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同时进行的，还有提高全民识字水平的扫盲运动，到1974年时，中国的文盲率已经降到了20。

毛泽东少年时，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说，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毛泽东后来对中国城市的定位，便以生产为主，以生活为辅。

早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就建立了一系列小型工厂，除了武器修械厂，还有一些印刷厂、被服厂和鞋袜厂。当美国人斯诺访问延安时，毛泽东陪他观看了一场演出，其中有一个名为《红色机器舞》的节目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小舞蹈家们用音响和姿势，用胳膊、大腿、头部的相互勾接和相互作用，天真地模拟了气缸的发动、齿轮和轱辘的旋转、发动机的轰鸣——未来的机器时代的中国的远景。”

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许多大学被改为工科院校，同时还在全国创办了数不清的技术培训学校。在新设计的国徽上，齿轮俨然成为一个新图腾，拖拉机、汽车、飞机、轮船、车床、钢炉、铁桥等，也是此时“人民币”图案的主题。

195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构想后，经历了一段发展过程，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它们都是建立在对“现代化”一词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化”就经济学意义而言，其落脚点在于工业。当时，全国每个省都设立了机械工业厅，每个市县也都有工业局；国家机构中，除了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更是设立了8个机械工业部。毛泽东对他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

因为苏共与中共的历史渊源，苏联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中国的学习榜样。1953——1957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苏联帮助中国建设了156项工业项目。像苏联一样，这些重工业项目基本位于远离沿海的内陆地区，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和洛阳第一拖拉机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全套引进苏联设备和零件，并由苏联专家帮助筹建。在1953年7月15日破土动工前，苏联就派出一批技术专家及土建专家进行现场指导，以后又陆续派来近200名各方面专家，从产品工艺、技术检查到设备安装、生产调度都有苏联专家把关，此外，从技术科长、车间主任到各车间高级技工也全由苏联人担任。他们手把手地教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安装、调试及组织生产，直到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线驶出第一辆汽车。

《剑桥中国史》评论说：“苏联技术援助和资本货物的重要性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为过。它转让设计能力的成果被描述成技术转让史上前所未有的。” 通过对苏联技术的引进和学习，新中国迈出了走向工业化的步伐。

但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管理模式，而是以苏联为镜鉴，以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为榜样，中国建立起一个政治挂帅、党委主导的国营工业体系。

1960年，毛泽东亲自批准了由工人起草的“鞍钢宪法”。在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即开展技术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实行民主管理，具体来说就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与苏联当初开始工业化时的状况相类似，中国是一个古老而庞大的农业国家，传统农业文化根深蒂固，要在短期内实现从农业到工业的现代化转型，付出的代价超乎人们的想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从1953到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了10.9，GDP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25——这个数字与后来1978——2008年的平均数9.4非常接近，发展速度不可谓不高。但是，中国在当时全世界经济份额中仅占5.5。在1956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开除球籍”的警告：“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这一时期，国家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式进行工业资本的积累，其成果主要体现在国防和国家项目方面。

1955年，中国释放了11名在朝鲜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政府允许著名导弹专家钱学森离美。回国后，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4年后，中国第一枚国产近程导弹“东风”1号试射成功。

在之后的十余年间，中国在尖端国防科技领域取得迅猛发展，尤其是“两弹一星”的成功，令全世界震惊。邓小平后来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1969年元旦，作为当时“世界最长的公铁两用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长江公铁两用桥。至此，长江自古以来作为“天堑”的历史，在钢筋水泥时代终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