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运动（2）

总体而言，1936年的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工业产品主要也是传统手工业产品而非机器产品；产业工人仅占全国人口的1左右。

当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

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之时，中国历史上一场规模空前的工业大迁徙也在紧张地进行。至1937年12月10日，由上海地区先后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材料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就中国经济而言，这次大迁徙固然损失很大，但对广大西部地区来说，却意外得到了发展交通运输业和工业的机会。像陕西、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在战前基本没有多少现代工业，但在战后已经建立起初步的现代工业体系。

这场西迁被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可以想象，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将几乎全国的机器设备进行长途转运是多么不易，不仅时间紧张，而且有日军空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些机器不仅意味着制造，也意味着希望和未来。

在持续一个多月的宜昌大撤退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牺牲，奇迹般地完成了正常情况下需要一年时间的运输量。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经济部调查，这次抢运出的兵工厂和民营企业的机器设备，每月可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飞机炸弹6000枚，十字镐20多万把。

西迁的不只是工业企业，还有大学。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内迁，辗转长沙，最后落脚昆明，三校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使历经战乱，中国高等教育仍保持增长，尤其是工科学生人数大幅攀升，重理轻文的格局基本形成。在工科生中，又以机械工程专业人数为最多。

茅以升从美国学成归来后，不仅担任大学校长，还兼任江苏水利局局长，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的现代化大桥——钱塘江大桥。可惜这座桥建好不到3个月，为了阻止日军进军，茅以升又亲自指挥将其炸毁。

无论是经历过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还是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统治，广阔的中国农村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大改变，尤其是内陆腹地，这里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刚刚踏入现代的中国仍然沿着西方工业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前进，这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阶层分布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变。

现代化冲击打破了中国传统的“高度均衡陷阱”。在传统时代，中国的统治者从江南等富裕地区榨取财富，用来维持自然生态脆弱的华北和西北地区。而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为了国家构建，大力发展富于竞争力的沿海经济，广大内陆农村地区仍然一穷二白，经济毫无起色。

共产党人李达这样描述20世纪20年代的湖南农村：我们在乡下常常看见种过二三亩田的人家，一到秋收完了的时候，谷仓中就不能存放一粒谷子，竟应了“放下镰刀无饭吃”的那句俗话。佃农们在每年的九十月起，就要向富户借钱用、借米吃，月息百分之三十以上；到了春二三月，又要以更高的利息向富户借米吃，办谷种，办器具，俗名“下脚粮”；到五六月青黄不接再向富户借米吃，利息往往是对本对利，俗名“纳新谷”，到秋获时，农民自然没有饭吃了。

因为水利失修，农业经常歉收，黄河和运河泛滥造成严重水患；传统水道淤塞后，商业运输也难以为继，农民生活极其艰难。正是这些在现代进程中被政府视为无足轻重的区域，农民群起抛弃了政府，许多人最终转向了革命。

民国初期，淮北平原饥馑接踵、水旱交煎，大多数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其结果便是“匪盗”四起，争战不息。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淮北据说有二三十万“土匪”啸聚于苏、鲁、豫、皖四省边区。1925年，仅河南一省就有“土匪”近50万，到1930年，山东“土匪”达百万之众。

面对这种局面，民国政府既无力赈灾，也无力平息“匪患”，地方军阀则通过收编“土匪”而不断壮大。这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末世境况：“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仇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