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2）

从几千年来严酷的皇权专制到北洋政府时期，中国一下子进入一个小政府时代。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轮船诞生了，第一架飞机诞生了；更重要的是颁布实施第一部民主宪法，第一次实现民主选举，司法第一次获得独立，文字和法律赢得应有的尊严——虽然这一切是有限而短暂的。

即使各方势力混战不断，“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仍然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现代民族资本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五四运动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人”的现代化，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思想彻底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1927年3月8日，武汉有十万妇女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

北洋政权垮台之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经济发达的江南。1928年，作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由蔡元培任院长。从1928年到1937年，中国工业增长率每年都保持在将近9的高水平；10年间铁路里程新增8000公里，工厂新增2826家。

不过，这种进步得益于全球化经济所带来的西方投资。中国吸引的外国投资从1931年的30亿美元增长到1937年的45亿美元，而在1902年只有10亿美元。1936年，外国资本占中国工业总资本的73.8。

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说法，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在这10年间，中国在交通领域取得很大进步，现代教育体系逐步完善，经济稳定，人口稳定增长，学校林立。

就思想界和学术界而言，整个20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新说与旧说碰撞、中学与西学融合的大时代。民国学人们信念纯净，胸怀理想，视界开阔，包容而严谨，大气而厚重。他们打破士大夫传统，从书斋走向田野和民间，一时之间，人才济济，大师辈出。对古老的儒家中国来说，经学时代的终结，也标志着学术进入现代化。

香港，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中国小渔村在鸦片战争结束一个世纪之后，已经成为可以媲美伦敦的国际大都市。而上海，更是被西方人视为“我们的高等文明和基督教势力在全中国的中心”，其繁华更在香港之上。

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主要开始于上海。早在晚清时期，来自西方的银行、煤气灯、电力、电话、自来水和汽车就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这里甚至诞生了一种方言与英语杂糅的“洋泾浜英语”。

上海在1843年开埠时人口只有23万，1880年时人口超过100万，超越北京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此后上海人口就逐年增长，到1943年时达到500万。无数跨国企业和新兴的中国民营企业共同制造了十里洋场的繁荣。

上海犹如一个神奇的万花筒，有人把上海看成“黑暗中国”的未来希望；也有人将上海看成“现代中国”的历史缩影——

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19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经验教训。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高效率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低效率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应，首先在上海开始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

茅盾的小说《子夜》一开篇，便写一个传统乡绅来到上海后，看到上海五光十色的景象受惊吓而死。借书中人物之口，茅盾评论道：“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但乡下实际就等于幽暗的‘坟墓’，僵尸在坟墓里是不会‘风化’的。现在既到了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你这古老社会的僵尸！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1921年7月23日，当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一般民众没有人会想到中国的历史即将被改变，甚至于党的一大开幕的具体日期一度出现了多种说法。

对现代人来说，时间是城市的脉搏，西式钟楼也成为上海这座现代城市最醒目的象征。1927年，海关大楼落成，在其85米高的楼顶上有一个仿伦敦大本钟建造的钟楼。

以上海为中心，来自异域的火车轰鸣声终于惊破了中国古老的田园梦。随着南京政府的成立，守时早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一种“国家运动”，中国第一次被标准时间统一起来。当时，全国各地标准时的授时中心就是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