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十年（1）

“近世文明者，乃欧巴罗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 西方文明横扫世界之时，很多古老的帝国都分崩离析，有的甚至亡国，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比如印度。相比之下，西方瓜分中国的梦想并没有变成现实，中国最后仍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进入现代。

与之前所有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不仅有地理、人文千差万别的广阔疆域，而且还有悠久而保守的传统。如果说西方的工业革命都是从下而上的，那么中国则相反。

在洋务运动过去半个多世纪后，乡土中国其实并没有多大改观。

直到20世纪初，罗素发现“在中国，那里的政府是懒散、腐败、愚蠢的，于是个人反倒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已经被剥夺了”，“中国人保留了一种非工业化的古代文明” 。

在同一时期，德国传教士卫礼贤来到中国时，是一名神学家和传教士，他离开中国时，却成为“孔子的信徒”。这位“世界公民”如此赞美中国的传统文明：

在美国，我们看到了最为发达的机械化经济，这种机械化是如此深远，以至于人类自己作为一环也卷了进去，以一种可以预测的精确度发挥着作用。而在中国，我们刚好可以看到另一极，人力工具依然占据重要位置，机械手段极为原始。……中国的整个趋势是工具尽可能简单，工匠尽可能灵巧。生活的重点放在人格的完善，而不是生产工具的完善上。

就整个世界环境而言，到1914年，交通与通信已经实现了颇有现代效率的全球一体化，随着各国之间经济差距的缩小，世界贸易逐渐成为一种公平的正常贸易，商业冒险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西方世界陷入战乱，法国向中国招募了15万劳工，以解决工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很多中国学生都想去法国留学，学习现代科技，正好借此机会可以“勤工俭学”。

当时中国民间社会尚有传统的自治精神，一些社会贤达和士绅出资，为青年学生提供留学费用。在这批留学生中，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等人。邓小平是四川广安县赴法考试通过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当时他只有16岁。

1918年，上海江南造船厂获得了一份来自美国的4艘万吨货轮制造合同。这4艘万吨货轮均为全遮蔽甲板的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和“震旦号”。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船身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达到14750吨。4艘货轮皆结构坚固、配置精良，并全部通过了美国运输部门的验收。

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现代之胜利者》，其中记载了两个中国实业家：一个是张謇，一个是穆藕初。

穆藕初少年时就在棉花行做工，成年后自费赴美，专习农学和棉纺，五年后回国，接连创办了德大纱厂、厚生纱厂、豫丰纱厂，被誉为“棉纱大王”。他不仅带回了棉纺技术，还将美国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引入中国。

1929年，李达发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将西方产业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进行了比较。在书中，他特别指出：“要晓得现代的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社会，只有从经济里去探求。”

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工业文明带给中国的后发优势开始显现出来。

根据经济学家吴承明估计，随着中国工业的起步，“洋货”的市场占有率从1908年的22下降到1936年的9；到20世纪30年代，国内纺织企业生产的产品基本取代了进口产品，并开始大量出口。在许多地方，铁路、公路和航运正逐步取代传统的人畜运输。

1937年，由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的茅以升主持设计的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这座钢铁大桥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双层桥。

正如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一样，机器时代的到来在中国同样引发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忧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谈到了这种现象：“机械盛行，旧日之手工业渐趋消灭。然机制之品千篇一律，无美术的价值，而少数之手工制品转为人所珍视。自机械可代手工，资本家以广制机械之故，获利倍丰，与劳工相较，贫富日以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