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货运动（2）

从世界历史来看，市场自由可能是一种例外，中国不是第一个将消费文化加以民族化的国家，英国曾抵制印度的印花布，后来印度也抵制过英国的机织布。消费革命出现得要比工业革命更早，或者说，正是消费革命催生了工业革命。如同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抵制亚洲纺织品，辛亥革命将“国货运动”推向一个高峰，“抵制外货”与“提倡国货”成为民族主义旗帜下中国工业革命的口号。

在那个时代，国货运动成为第一代中国公民最原始的启蒙运动：人工与机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种种思想与观念的冲突纠结于一场高亢的全民运动中。

孙中山说：“洋布便宜过土布，无论是国民怎么样提倡爱国，也不能够永久不穿洋布来穿土布，……那便是和个人经济的原则相反，那便行不通。” 对消费者来说，要抵制洋货，首先要有可替代的国货。也就是说，只有在国内制造业兴起之后，抵货运动才可能转变为国货运动。

如果说抵货运动富于政治色彩——一些公开激进和引发暴力的抵货运动甚至遭到政府的惩处，那么国货运动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晴雨表。

进入民国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明显加快。1911年，纯粹的中国工厂不到500家，10年之后，中国企业达到2000家，雇用的工人超过27万。1915年，上海进口了179万件衬衣，到1920年以后，上海每年可出口1亿件衬衣。尤其在轻工业和日用品生产方面，中国取得了飞速发展。

与老牌外资企业相比，本土的中资企业在技术、资本和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国货运动就像足球啦啦队一样，无形中增强了后者的“主场优势”。从甲午战争以来，中日之间龃龉不断，抵制日货本身也成为反日战争的替代品，即以商战代替枪战。比如章华毛纺厂的产品商标就是“九一八”。

在传统时代，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曾经畅销全世界，这些中国商品都属于手工业产品。国货不同于丝绸、瓷器、茶叶，完全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对刚刚踏入工业社会门槛的中国来说，这些工业产品几乎都是“洋货”的仿制品，甚至是采用国外设备生产出来的。即使如此，在国货维持会的一些宣传中，纯粹国货还与“优生学”结合在一起，即“国货”背后必须有纯正的“国血”。

当时人们认为，纯粹的“中国产品”是用中国原材料，由中国工人在中国人的管理下，在中国人拥有的工厂里制造的；至于它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不是采用外国技术和机器设备制造的，或者有没有外国工程师指导，这些并不在考虑范围内。

伞是中国人发明的，当它传到西方后风靡一时，在英国甚至成为绅士和淑女的标配。清末，来自日本的“洋伞”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雨伞，这种洋布伞比中国油纸伞更结实耐用。1912年，上海民生洋伞厂将它生产的洋伞称为“爱国伞”，其实其所用的伞骨架仍来自日本。

类似的如生产电风扇的华生电器，其为中国第一家现代电器生产企业，“华生”的意思就是“为中华之生存”；生产西服面料的东亚毛纺厂干脆将自己的产品命名为“抵羊”，意思是“抵制洋货”。

国货运动下，许多外国企业将自己的品牌尽量中国化，比如日本工厂将自己在中国市场销售的铅笔命名为“中华牌”。有趣的是，中国第一家灯泡厂却将自己的灯泡品牌命名为“亚浦耳”，这个名字是用德国的“亚司令”和荷兰的“飞利浦”这两大名牌灯泡的首尾两字，及“执牛耳”的“耳”拼接而成，不过后来又在前面加上“中国”二字。

鉴于国货真假难辨，国货认证便应运而生。1914年，只有4种产品获得了国货认证，1925年为105种，1928年达到238种。认证机构也从最初的国货维持会变为国民政府工商部，经过认证的“真正中国货”可获得官方的“国货证明书”。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次年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意在营造一个政治神话。从展览会广告到出席者的衣服和每件展览的商品，都保证是国货。这让所有消费者认识到，他们完全可以过一种物质上属于纯“中国”的生活。为了让消费者买到真正的国货，“国货商场”应运而生，并很快从上海发展到全国十几个城市。

或许谁也没有想到，国货运动让原本属于资本家生产的产品被打上国家的印记，随着战争爆发与财政吃紧，那些高举国货旗帜的民族资本家不可避免地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和所有权。国民党政府巧取豪夺，从加税到完全征用，到1942年，国家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国民党统治区内40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