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反应

在鸦片战争后，国家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对整个国家和地方的统治濒临失控。在此过程中，传统商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松绑，洋务运动也在官场刮起经商办厂之风。与此同时，沿海城市发展起来，这些城市中的外国租界所展现的场景令国人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1849年，诗人何绍基经由澳门过香港，所见所闻让他感慨不已：“一日澳门住，一日香港息。澳门半华夷，香港真外国。一层坡岭一层屋，街石磨平莹如玉。初更月出门尽闭，止许夷车奔驰逐。层楼叠阁金碧丽，服饰全非中土制。止为人人习重学，室宇车船等仪器。其人丑陋肩骭修，深目凸鼻鬓眉虬。言语侏离文字异，所嗜酒果兼羊牛。渐染中华仓圣学，同文福音资考诹。”

时代剧变冲击着传统士大夫统治和农本经济，而这是清朝稳定的基础。遍地爆发的民变也让整个社会秩序陷于崩溃的边缘，朝廷疲于奔命，封疆大吏逐步垄断了地方资源，中国逐渐走向一个军阀割据的纷乱时代。

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当时，北洋大臣与军机处互相推诿，都不想承担责任。作为国家中枢的军机处竟然连一份朝鲜地图都没有。最后还是从公开发行的日本报纸中找到了一份日文版的朝鲜地图。

作为中国经历的第一场现代化机器战争，甲午战争不仅毁灭了北洋水师，也使清朝政府颜面扫地。《纽约时报》评论说：“日本人打开了世界的眼界，让人们看到了大清帝国真正的无能。”

据了解，在鸭绿江防之战中，“中国战舰的炮弹缺少爆破弹头，因为李鸿章的承包商、他的女婿张佩纶中饱私囊，从克虏伯那里购买空弹头代替。另一个合伙人也犯类似的越轨之事。鱼雷里装着铁屑，而不是火药；威海卫的药包里装着沙，而不是炸药。事实上，李鸿章和他的支持者从军备中获利甚丰” 。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已成经典，他在这部巨著中将历史看作文明的兴与衰。汤因比说：挑战与应战是历史的发展动力，所有的文明都可能会衰落，甚至死亡；这种衰落和死亡常常是应战敌不过挑战的结果；一个旧文明的衰落和死亡，也意味着一个新文明的诞生和崛起。

汤因比提出的这种“挑战——应战”模式影响颇大。费正清用“冲击——反应”模式来解读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在中国历史学界也造成很大影响。

但实际上，早期的洋务运动主要还是为了发展现代军事来镇压太平天国。要说外来“冲击”引发中国的“反应”，最强烈的或许体现在甲午战争和庚子国变。接连两场对外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朝野，前者引发了戊戌变法，后者引发了立宪运动，由此才触及更深层次的改革。

“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 应该说，正是从这里，中国向着现代化正式迈开了第一步。

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负。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洋务运动白白浪费了30年时间。痛定思痛，此次战败成为中国全面现代化的重要转折点。战后中国全面融入现代世界，铁路建设、矿产开采、城市建设等都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资产阶级也从原来的买办和小业主发展起来。

按照社会学家罗兹曼的说法，所谓现代化，是指在科学和技术革命影响下，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工业化”，也不是“西方化”，而是社会从整体上出现进步和提升。

列强的侵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与此同时，也进一步使中国被迫走向开放。大势已去的清政府试图以新政拯救残局，但还是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倒塌，被权力禁锢了数千年的古老民族终于走向了现代。

甲午战争那一年，慈禧朝恩科会试状元张謇弃官从商，成为中国棉纺织业先驱。“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年之后，张謇捉刀起草了清帝《逊位诏书》，其中言道：“古之君天下者，重在保全民命，不忍以养人者害人……国家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内列阁、府、部、院，外建督、抚、司、道，所以康保群黎，非为一人一家而设……”

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流动都是单向的，现代的大门一旦打开，就无法再关上。正如维新派著名人物麦孟华所说：“天下无孤立之人，天下亦即无孤立之国。故立于列邦之间，无不有实际交涉之事。欲求自立，亦惟自强，从未有绝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开数十年矣，通聘之使冠盖相望，已通者不能复塞，已开者不能复闭，天地自然之理也。欲以五十年前闭关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乃愚之不可及者也。”

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便是逻辑理性。一旦一种新技术出现，就会迅速扩散，同时还有更多的新技术相伴而来。这种技术逻辑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止的。比如，引进了西洋枪炮之后，就必须同时接受技术制图和机床，更不用说要改变军事训练方法和战略战术。

早在光绪四年，薛福成就倡议修建铁路，他在《创开中国铁路议》中说：“今泰西诸国竞富争强，其兴勃焉，所恃者火轮舟车耳。轮舟之制，中国既仿而用之有明效矣。窃谓轮车之制不行，则中国终不能富且强也。”

洋务运动以来，中国陆续引进了蒸汽船、钢铁制造等，但对铁路和电报却坚决拒绝。“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技术逻辑很快便转变为历史逻辑，这场负隅顽抗最终化作一场“无可奈何花落去”。

一国创始是物，他国必渐皆踵为之，若有天意其间，非可以人为去取。即如轮船，华人始亦不愿仿效，乃今忽而二三十艘矣。有轮船即必多用煤，铸铁炮即必多用铁。煤铁不能常假诸外洋，故开矿之事又起。他日有以运煤铁工价之多、道路之难为病者，自然商及制造火车。此是事之相因而至，欲终拒之，亦不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