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商(1)
书名:现代的历程:机器改变世界(全四册)作者名:杜君立本章字数:1939更新时间:2024-05-29 15:02:17
晚清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几个现代知识分子,社会精英都是传统士大夫。他们崇尚的是“治国平天下之术”,而不是那些“奇技淫巧”。1876年,郭嵩焘赴英担任公使,经学家王闿运谆谆嘱托,要他以“圣道”教化“英夷”:“海岛荒远,自禹墨至后,更无一经术文儒照耀其地。其国俗,学者专己我慢,沾沾自喜,有精果之心,而并力于富强之事。诚得通人开其蔽误,告以圣道,然后教之以入世之大法,与之论切己之先务,因其技巧,以课农桑,则炮无所施,船无所往,崇本抑末,商贾不行,老死不相往来,而天下太平。此诚不虚此一使,比之苏武牧羊,介子刺主,可谓狂狷无所裁者矣。”
当时力推洋务运动的只是朝廷高层的个别官僚,整个社会风气和舆论仍对此形成巨大的阻力。李鸿章与曾国藩推动的“幼童留美”,后来不得不半途而废,归国的幼童被朝廷视作“思想犯”遭到监控。
王闿运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在曾国藩的幕府任职,他坚决反对引进西方的火车、轮船和火炮。“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驶,行炮须人运而莫能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毙而已。”
总体而言,清朝的这种工业化进步仍然极其有限。根据郑观应统计,清政府在1871——1894年,军事工业总投资为2000万元,合白银每年78万两,仅占绿营军费开支的2.6。
张之洞说:“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因洋务而进用者数百人,因洋务而糜耗者数千万。”按照“体用之说”,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维护儒家秩序,或者说是维护清朝统治,保持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永存不衰,即“皇位永固”,这要比维护传统文化的完整无缺更为重要。
用一位美国汉学家的话说,晚清政府在一系列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的巨大努力虽然十分辉煌,但最终归于失败,其原因在于,现代化的要求与儒家社会追求稳定的要求水火不相容,中国不能成功地适应近代世界潮流,其障碍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的统治,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事件,儒家学说及其体系本身的缺陷也脱不了责任。因为儒教社会必然是一个农业社会,与商业、工业等经济形式格格不入。
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下,传统的农本思想和华夷之别观念,使中国对外一直用朝贡代替国际贸易,对内以“宫市”“和买”和“采办”来强买强卖。对皇权官僚体制来说,维护统治要比发展经济重要得多,权力稳定大于一切,包括经济和科技发展。
韦伯指出,一般的官僚制会压抑经济主体的技术创新,压抑经济的内生竞争力。国家官僚制越是侵蚀市场,就越是会成为一种使经济停滞的力量。
光绪时期的御史俾寿说:“中国人民乐于做官,憎于行商,以做官权力之无穷,行商多剥夺之顾忌也。……中国商无利则已,有则必归官办,固有力者不敢轻动其资财,无力者不敢妄用其智慧,黠者因人成事,倚为护符,皆不肯自立一业,自成一枝,于是聚千百万冗员,咸以官为谋食之薮,以其身荣而利厚也。”
中国历史上向来有“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的传统,这使中国商业更多地遵从于官场规则,而不是市场法则。因此,在清朝人的生活中,有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反商业主义。
所谓洋务运动,完全是在农业基础和传统专制体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改革,清朝官府不仅是政治垄断者,也是经济垄断者,所以一切工业体系都坚持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传统的官僚权力依然是一切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其以古代模式来模仿现代模式,工人“给穿号衣,均住厂内”,监工可“请地方文武营汛随时弹压照料”。
这些官办工厂貌似公司性的商业组织,但实际上并没有其他公司可以与其协作或竞争。作为制造企业,既没有供应商,也没有销售商,几乎与社会没有任何关系,而只是一个官方机构。与传统中国官府一样,既没有预算编制,也没有账目核算,更没有现代的人事管理制度。
西方人评论中国的官办垄断企业:“居中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
当时的英国人如此写道:“在中国人经营的工厂里,都可以看到一个令人惊异的情况,就是每个部门都有一些衣服华丽而懒惰的士绅,各处偃息,或专心钻研经书。我们向英籍经理询问,才知道他们是主营官吏的朋友;虽然对于工作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都领薪水,当监督、监察和上司,并有相称的好听名衔。这些装饰门面的指挥者们自由地来往出入,他们唯一要按时做的工作只有领月薪一项而已。”
到甲午战争时,世界已经进入机枪时代,金陵制造局仍在制造传统的“抬枪”。这是一种重型火绳枪,俗称“鸟铳”,每分钟只能发射一发子弹。这让厂里的英国人感到十分不解:“所有第一流的现代化机器,都用来生产一些无用的军械。……很大部分的机器,用来制造抬枪。中国官员很兴奋地展示一些仿造毛瑟枪机的后膛抬枪,一个官员告诉我,抬枪子弹可以穿透4寸的木板,他看来既满足又得意,因为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类似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