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古代中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化，赋予其与生俱来的自我认同与自豪感，而现代化是对农业时代的“腰斩”，尤其是以鸦片战争开局的现代化，给中国人带来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种现代化就是“西化”，完全是外部蛮夷以暴力强加给中国的。

布罗代尔发现，最晚自16世纪起，中国就已经与欧洲建立起贸易联系。这一事实虽然重要，但对中国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只是后来，在列强开始把单方面的条约强加在中国身上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为了摆脱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枷锁，中国首先需要实现现代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使自己“西方化”。

如果说这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冲击——反应”，那么不同的民族对此有不同的反应和记忆。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以赞赏的语调写到英国对印度的影响：“西方文化对印度的冲击，是一个能动的社会和一种现代意识对一个墨守中世纪思维习惯的静止的社会的冲击，……英国人正当世界掀起一阵新冲击浪潮高峰时来到了我国，他们代表着他们自己也不大认识到的强大历史力量。” 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凯末尔则以实用主义的姿态坦言：“为了生存下去，土耳其必须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他还说：“我们想发扬东方精神的文明，应首先采取西方物质的文明。”

准确地说，晚清时代的人们只将“西学”视为一门知识，而不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李鸿章宣称机器可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机器工业乃“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张之洞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引进西方技术“以强我中华国力”，“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道光二十一年，清朝人第一次见到英国的蒸汽轮船，惊呼其是“火妖怪”。次年，魏源编成50卷本“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的《海国图志》，提出所谓“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这一直被古老的中国奉为一种与时俱进的生存经验。换言之，所谓洋务运动只不过是现代版的胡服骑射，只不过骑射变成了“船坚炮利”罢了。

一个“夷”字说明，技术可以学，但心理优越感不能丢。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天津条约》，第51款似乎是一个极其中国化的问题：“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从此之后，“抚夷局”改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避之唯恐不及的“夷务”变成了炙手可热的“洋务”和“时务”。

对每一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来说，都有一个关于远古“三代”的美好想象；在所有古代典籍中，远古的中国人质朴而又斯文，诚信而又谦让。所谓“礼失求诸野”，在无意中，有人从遥远的西方世界找到了某种精神“乡愁”：徐继畬赞美华盛顿“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薛福成称赞“美利坚尤中国之虞夏时也”；郭嵩焘和郑观应夸赞“今泰西各国犹有古风”，而议院的民主精神“乃上古遗意”。

王韬对英格兰的古典自由感叹说：“英民恃机器以生者，盖难以偻指数。故其民情之醇厚，风俗之敦庞，盗贼不兴，劫夺无闻，骎骎然可几乎三代之盛也。”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安庆内军械所。这被视为自强运动的发轫。

在安庆内军械所，徐寿父子研制出中国第一艘蒸汽轮船“黄鹄号”，试航成功后轰动一时，上海的外文报纸《字林西报》称其“显示了中国人具有机器天才的惊人的一例”。

曾国藩在壬戌年七月初四的日记中这样记述：“中饭后，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

事实上，黄鹄号仍为木制轮船，排水量只有区区45吨。当时英国已经制造出排水量超过2.7万吨的钢铁巨轮“大东方号”。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有法律、数学、天文、机械等各方面的专家上百人。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进入幕府后，告诉曾国藩，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制器之器”：“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例如今有一厂，厂中有各式之车床、锥、锉等物；有此车床、锥、锉，可造出各种根本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以中国幅员如是之大，必须有多数各种之机器厂，仍克敷用，而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然后乃可发生多数之子厂。既有多数之子厂，乃复并而为一，通力合作。以中国原料之廉，人工之贱，将来自造之机器，必较购之欧美者价廉多矣。”

曾国藩拨给容闳6.8万两白银，并授五品军功，让他去美国采办机器。但当时正值美国内战，机器的生产受到影响，直到同治四年，机器才陆续运回国内。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用这些机器，创办了洋务派的第一个大规模近代军事工业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是时，一个帝国，掀起了一场“洋”机器的崇拜热潮。

或曰，管仲攘夷狄，夫子仁之；邾用夷礼，春秋贬之。今之所议，毋乃非圣人之道耶？是不然，夫所谓攘者，必实有以攘之，非虚骄之气也。居今日而言攘夷，试问其何以攘之；所谓不用者，实亦见其不足用，非迂阔之论也。夫世变代嬗，质趋文，拙趋巧，其势然也。时宪之历，钟表枪炮之器，皆西法也。居今日而据六历以颁朔，修刻漏以稽时，挟弩矢以临戎，曰吾不用夷礼也，可乎？且用其器非用其礼也，用之所以攘之也。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资，仍不外乎机栝之牵引，轮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皆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正在兴起以内燃机和电力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薛福成出使英国，所闻所见令他目不暇接，“舟车则变而火轮矣，音信则变而电传矣，枪炮则变而后膛矣，战舰则变而为铁甲矣，水雷则变而为鱼雷矣，火药则变而为无烟矣，窥敌则变而用气球矣，照明则变而用电灯矣”。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化也开始迈出历史的第一步：第一家股份制公司——轮船招商局成立了；在容闳的努力下，第一批官费留学生被派往美国；现代化的开平煤矿公司开工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张了；电报成为官方公文的主要传递方式；海军衙门上奏清廷，提出兴办铁路事宜。

上海机器织布局从光绪四年开始筹办，集商股、购机器、开工建厂等前期工作已初步就绪。到光绪八年，慈禧对李鸿章的奏请仍充满疑虑：“蚕桑为天下本务，机器织布害女工者也，洋布既不能禁，奈何从而效之乎？此事当审慎。”

其实早在两年前，上海《申报》就刊发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其中说得明明白白：“或谓纺织本系女红，恐夺小民之利。不知洋布进口以后，其利早已暗夺。本局专织洋布，是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厂局既开，需用男女工作有增无减，于近地小民生计不无少裨。事理灼然，无足疑者。”

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到欧洲访问时，西方人惊奇地发现，“如果说艺术品不能吸引李鸿章的话，那么有几样物件显然做到了。让这位老绅士高兴的方法是向他展示机械和机械制品。他对电灯、电话、水压器械、铁桥、铁路等非常感兴趣” 。

同治三年，清廷总理衙门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译出的《万国公法》刊印下发各级政府，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观，逐渐向现代全球化观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