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遭遇现代

讽刺的是，西方文明在其他地方显得极有创造力且生机勃勃，但在与中国直接对抗时，却表现出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它加速了旧秩序的瓦解，却没有提供替代它的新秩序，这给中国人留下了在旧秩序废墟上构建一个新秩序的艰巨任务。中国人背负着传统的重负，对西方世界的本质又一无所知，他们在黑暗中摸索，探求一条适应时代巨变的生存之路。

——徐中约

中国在明清时期进入白银时代，由此开始，中国其实就已经全面进入近代世界。尤其是利玛窦的到来，给中国带来一场关于现代文明的“洗礼”。

在那个商品革命时代，中国依靠丝、瓷、茶，对西方拥有相当的话语权，西方贸易公司只能依靠掠夺美洲白银来支付。工业革命的到来，颠覆了以往的世界贸易秩序，最先走向工业化的西欧不仅需要中国的茶叶，更需要中国的原料和市场。

一个英国人在1835年说：目前与过去任何时代的不同是，企业普遍热衷于艺术和生产，各国终于明白，战争归根到底是一场谁都赢不了的游戏。于是刀枪入库，转向工厂建设。现在进行的是虽不流血但同样可怕的贸易战争。他们不再派遣军队奔赴远方的战场，而是利用织物产品，去打败过去战场上的对手，去占领国外市场。在国外廉价销售产品，以削弱对手的力量，这已经成了新的交战方式。在交战中，人们的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很不幸，贸易不仅没有取代战争，而且现代武器生产的工业化拉大了军事差距，反而使战争成为解决贸易争端的利器。在西方知识分子看来，所有的专制者都害怕自由贸易，因为贸易自由就是实现政治自由的有力手段。

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工业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现代文明，工业化是现代文明的核心。

许纪霖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将1800年作为叙述的起点，这时英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已经风生水起，而中国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处于巨变前的“前现代”。

虽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始于18世纪，但真正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则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亦始于19世纪。正如沃勒斯坦所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一历史体系，发端于欧洲的部分地区，后来扩展到把世界其他一些地带也纳入其中，直至覆盖了全球。我认为，直到19世纪中国才被纳入了这一世界体系。”

对19世纪的农业世界来说，英国是唯一的工业中心，或者说是“工业太阳”。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改变历史的巨变，更不用说沉迷在农耕盛世中的清朝。

1793年，英国第一次派出大使马戛尔尼勋爵访问清朝，结果鸡同鸭讲，双方不欢而散。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无不惋惜：“如果两个世界能增加他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

从表面上看，到18世纪晚期，清朝统治正处于空前的鼎盛时期。但是到19世纪中期，它就被证明是一个“躯壳中空的巨人”。

当年马戛尔尼前来请求通商，结果被清朝轻轻松松就打发了，所谓“礼送出国”。乾隆对马戛尔尼的访问并不感兴趣，马戛尔尼使团中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叫斯当东，却让乾隆很喜欢，甚至把他抱在怀里。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英国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拥有数千台蒸汽机的曼彻斯特纺织厂的工厂主们成为清朝无法拒绝的不速之客。这时，小斯当东已经变成了老斯当东，他在下议院说：“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当蒸汽驱动的英国炮舰游弋在中国的内河时，全球化就成为清朝的一场灭顶灾难。这场中西文明的遭遇正如李鸿章后来所言：“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万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当时的清朝官员们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在他们看来：“英吉利夷人，桀骜不驯，与山林野兽无异；虽通人性，惟重货财，礼义不知，贸易为务。”但林则徐发现，“洋人”连吃饭都用的是铁制刀叉，因此无法将他们归入像当年蒙古人或女真人那样的“野蛮人”。

1800年，英国仅有蒸汽机321台，共5210马力；1815年达到15000台，共375000马力。到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实现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嬗变，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从工厂流出。对这个当时世界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工业国家来说，如果美洲和印度是原料基地，那么拥有4亿人口的、富足的中国无疑就是理想的市场。

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自由贸易逐渐取代重商主义，英国人的心态和观念也有了改变。英国政治家理查德·科布登说：“自由贸易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好的外交手段，没有比自由贸易更好的方法能够让人类和平相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中英之间所谓的自由贸易却是从一场战争开始。

1840年的这场中英战争说是为了鸦片，其实也是为了通商，曼彻斯特的工厂主比东印度公司更支持这场撬开中国市场的战争。虽然包括英国人自己在内都承认这场战争是不正义的，但为了不让机器停转，就不能放弃中国这个诱人的市场。“一想到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大家好像全发了疯似的。他们勇往直前地开始和想象中的全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做起生意来。”

参加中英谈判的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向英国纺织资本家宣称，中国的市场异常庞大，“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