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门槛

从秦、汉、隋、唐，到宋、元、明、清，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中，宋朝差不多处于一个中点。

与其他王朝相比，宋朝以“陈桥兵变”始立，之后“杯酒释兵权”，是对内杀戮最少的王朝。相比之下，宋朝也没有发生严重的政变、兵变和大规模的民变，其灭亡也不是内部民变所致。而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七个大王朝，无一例外都是亡于兵变或民变，或者因兵变、民变而走向衰亡。可以说，宋朝死于“他杀”，其他王朝则死于“自杀”，从这一点来说，宋朝的治理结构相对稍微合理一些，社会总体比较稳定。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具有更适合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环境，政府税收高度依赖商业，对商业也极为鼓励。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带动了商业与消费。商人开始使用商标、品牌和广告等现代营销手段，繁荣的城市夜生活使娱乐业发展迅速。

宋朝的城市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当时世界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在中国，甚至不乏人口超百万的超级大城市。南宋嘉泰年间，江南地区约有2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一变化其实来自一场“农业革命”——精耕细作的水稻农业取代了粗放式的旱地农业。

虽然在游牧民族的打压下，宋朝疆域缩小，经济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但因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反倒增加了一倍；城市化和南方发达的水网降低了运输成本，剩余农产品释放了更多劳动力，使之可以从事手工业，特别是棉纺业。但若因此认为宋代已经向“机械化工业”发展，显然还难以令人信服。

宋代之后，并没有出现持续的近代化进程，因为在近代化的外表之下，生长着顽固的传统。

历史学家刘子健认为，宋朝的转型主要发生在南宋，南宋与北宋完全不同，并影响了以后的中国。造就宋代中国种种变化的，与促使欧洲最终迈入近代化的，是全然不同的环境和力量。宋代中国既有新的创造，也有对既定观念的革新；既有对新领域的开拓，也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重建：所有这一切都以独一无二的中国方式行进。

总的来说，宋代中国有着专制的头脑、官僚的躯干和平民的四肢。宋代具有中国演进道路上官僚社会最发达、最先进的模式，其中的某些成就在表面上类似欧洲人后来所谓的近代，但也仅此而已。

应当指出的是，宋代手工业其实也是“官府手工业”，生产并非追求利润，工人属于官府的“工奴”，也没有人身自由。所有商人必须依附于官方的行会，所谓城市，基本是为了满足官宦阶层的消费而存在，没有什么像样的私营产业，这些都与现代资本主义没有太多相似之处。宋真宗时代的宰相王旦说，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但实际上，这些富人都是依靠权力寻租发财的官僚权贵。离开权力消费，城市经济就无法维持下去。

和宋朝一样，明朝的制造业也比较发达，尤其是火器得到普遍应用，这些火器主要出自官府作坊。因为官府享有定价权，火器的质量与其价格一样低劣，明朝军队拿这样粗制滥造的武器上战场，等于白白送死。如果说明朝的灭亡主要是因为战争失利，那么官有体制才是始作俑者。

明朝火器专家赵士桢在《神器谱》第五卷中，将中外火器进行了一番对比——

海外鸟铳精工，诸夏不如，何也？曰：风俗习尚使然耳。各国犹有古人寓兵于农之意，兵民不分，公私一体。酋长程课头目，专视兵器精利以为殿最，个人奉为职业，保守富贵……我中国尽属公家，有司不知造，将吏不知用，士卒不知打放、收拾。公家之事，匠作定然不肯尽心……既无利结于前，不畏法绳于后。大小糊涂，上下苟简了事足矣，安望精工？尝闻东西两洋贸易，诸夷专买广中之铳。百姓卖与夷人者极其精工；为官府制造者便是滥恶。以此观之，我中国不肯精工耳，非不能精工也。

从现代中国的角度来看，所谓宋朝，其实只是中国的南方部分。虽然这部分是中国的精华，但并不能代表中国全部。

江南地区作为宋代的核心地带，在宋以后依然是中国最富裕和最文明的区域。这也能提醒人们些什么。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有三种典型的经济文明形态：游牧、农耕和商品。游牧社会最为原始，定居性的农耕社会又很容易形成等级化的专制帝国，只有到了自由、流动、平等、法治和契约化的商品社会，现代文明才显现出来。

宋代的“曙光”就体现在中国已经开始从农耕社会向商品社会过渡，但这一“商业革命”很快就被游牧民族的暴力所打断，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倒退，从而一直无法跨越这道现代的“门槛”。元代对现代中国的影响远超过宋朝，游牧征服者的高压统治导致以知识分子为首的中原人变得驯服，使宋代社会出现的平等与自由的气息被消灭。

无论从政治、文化还是科学、经济来说，宋代的结束无疑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刘仙洲先生在《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的结束语中承认：“大体上在14世纪以前，我国的发明创造不但在数量上比较多，而且在时间上多数也比较早。但是在14世纪以后，除火箭一种仍有显著的发展以外，一般的我们都逐渐落后于西洋。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和社会制度有关。”

现代中国人多推崇宋朝，严复曾说：“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

从远古直到工业革命产生之前，这个世界一直是亚洲的时代，更确切地说，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始终处于世界经济的边缘。启蒙运动中，欧洲各国国王不仅仿建中国的皇家园林，还学着中国皇帝亲自驾牛犁地“作秀”。

但在工业革命之后，欧洲迅速崛起，逐步取代了中国的中心地位。中国反过来需要接受西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礼失求诸野，今求之夷矣”。

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一切工艺均已达到一定完善阶段，并为此感到惊讶，认为再也没有别的国家比它先进。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下一点残迹。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已不复存在。这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而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而不究其真髓。他们还是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放弃维新的念头。他们为了一刻也不偏离祖先走过的道路，免得陷入莫测的险途，时时刻刻在一切方面都竭力效仿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即使有给近代世界带来巨大变革的众多发明，宋代的现代性以及商业革命与现代工业社会之间也并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后来的“晚明大变局”“晚清大变局”或“近代中国的变局”。

以前人们常说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叫“伪资本主义”或许更为合适。高华先生对此总结道：“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