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1）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并不总是直线前进的。就现代发展史而言，中国一直在开放与封闭、前进与倒退之间摇摆、轮回。

明朝末期，随着利玛窦的到来，中国引进的西方著作多达7000多种，这些著作在知识分子中流传甚广，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几何原本》。崇祯七年，在崇祯皇帝的支持下，徐光启和汤若望等中西学者联合编著的《崇祯历书》编成，此书系统地介绍了伽利略和哥白尼等西方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与汤若望等同时来到中国的，还有伽利略的朋友约翰·施雷克，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叫邓玉函。由他和泾阳人王徵合著的《奇器图说》介绍了当时欧洲最新获得的机械原理，除了大量的力学和物理学知识，书中还特别写到机器的作用——

人多胜多，或人多而胜寡，不怪也。人寡能胜人多，则可怪。如以大力运大重，奚足怪。今用小小机器，辄能举大重，使之升高，使之行远，有不惊诧为非常者鲜矣。然能通此学知机器之所以然，则怪亦平常事也。试观千钧之弩，惟用一寸之机；万斛之舟，只凭一寻之柁，岂不可怪。而世因常常用之，则亦视为日用家常物耳。

在某种意义上，以明末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中国甚至出现了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尤其是由王夫之倡导“器体致用”的“实学”，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明朝中后期之后，中国重新走向封闭和内卷，统治阶级对思想的钳制更加严厉。雍正元年，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遭到集体驱逐，从此中国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吸收基本断绝。

恰好在这一时期，发生在西欧的工业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

现在我们知道，这一历史事实并未被当时的中国人觉察，人们继续沉浸在“中央天朝”的美梦中。这种沉迷最后在一场鸦片灾难中被惊醒，闭关锁国已无可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冲突激烈而持续不断。

罗素感叹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有忍耐力的民族；其他国家可以忍耐几十年，他们则可以忍耐几百年。中国是不会被毁灭的，因为它经得起忍耐。”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易者，变也，从历史规律来看，唯一不变的就是变，人类文明的发展一直保持着一种随时更新的状态。

如果说中国古代历史中有什么事情一直维持不变，那或许就是皇权下的“大一统”。有人认为是汉字和科举促成了大一统，也有人认为是地理环境的“四通八达”注定了中国的大一统。大一统带来繁荣，也导致停滞，因为专制的皇帝可以轻易地阻止或破坏任何改革和创新。

按照“斯密定理”，国家越大，市场规模就越大，边际成本越低，专业化分工程度越强，技术水平越高。在传统时代，东方的帝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在许多方面出现了技术创新，诸如文字、历法、货币、四大发明、瓷器、丝绸、棉纺、风车、造船等。但随着哥伦布之后西方国家打开全球市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必然大于任何一个国内市场。就像英国利用印度和美洲的棉花发展纺织工业，销往全球市场，走上了专业分工和工业化的快车道。

这段历史为现代世界留下了一个有益的教训——“环境改变了，过去是第一并不能保证将来也是第一。”

几千年以来，人类一直走在一条大致相同的道路上，而且东方比西方具有更大的经济优势。在1776年前后的数十年里，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从此分道扬镳。西方世界通过这次蜕变，从此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优越感和话语权，甚至认为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是现代的同义词。美国加州大学的彭慕兰将这次裂变称之为“大分流”。

许多历史学家常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与瓦特改良蒸汽机相提并论。彭慕兰从生态研究出发，认为西方超越东方的根本原因在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通过海外殖民对全球市场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西方获得了比中国仅限于国内市场的更大的发展空间。对英国来说，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出现。

在原始工业化和工业化前期，每个在农牧模式下的传统文明都面临着人口增长和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以中国与英国为例，双方都属于“斯密型经济增长模式”，即通过市场实现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但生态制约导致生产的劳动密集化或内卷化，终致落入“马尔萨斯陷阱”。

在传统模式下，食品、燃料、纤维和建筑材料的生产均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起初欧洲同中国一样，一直处于糊口经济阶段，为了生产更多的粮食和养活更多的人口，纤维、燃料和森林都严重短缺。但西欧突然征服并殖民了大自己许多倍的美洲新大陆，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密集型产品，如棉花、木材和谷物，西欧因此跳出了生态制约，人力反倒成为紧缺资源，提高效率和代替人的机器因此被动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