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出一孔

现在回顾19世纪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胜利，人们会发现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切基本上都建立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之上。获得自由的商人，可以自行创造一个不受国家控制的市场。自由市场经济，让一切皆有可能。

传统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在于，一个社会集团如果认为某项革新有害于自己的利益，就会对其加以破坏，这样的势力在欧洲要小得多。在传统中国，政府的作用独一无二，没有替代物。在欧洲，技术变革本质上属于私人性质，发生在一个分权化、政治充满竞争的背景下，因此其得以在很长时间内持续下去，并产生大跃进。

特别明显的一点是，中国城市从未像中世纪欧洲城市那样，将法律地位与政治地位加以分离。在中国古代，地方衙署也就是地方法院，地方行政官吏也就是地方大法官。亚当·斯密说过：“如果司法权与行政权结合在一起，要想公正而不经常为世俗所谓政治而牺牲，几乎不可能。”

虽然中世纪的中国许多城市的人口并不比伦敦、巴黎少，但欧洲城市是工商业占主体，中国城市只是政治中心。与欧洲城市不同的是，中央王朝不允许城市自治，省会城市也不是独立于朝廷之外的。这种城市基本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民群体，更不用说有政治影响力的商会和工会。

历史学家王国斌指出，明清时代的中国并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精英阶层——他们能够以各种方式将其权力置于国家之上，从而限制国家行动的范围。商人阶层富而不贵，有钱但没有政治地位，并不构成一种参与社会运转的强大力量。商人为了生存，只能攀附官吏，成为权力的附庸。

其实，儒家道德不仅是古代中国的主要法律思想，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古代中国可以反复崩溃、反复重建，但权力体制不会改变。为了“弱民”，统治阶级自然选择利出一孔的“农本主义”：“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

人的本性都是求富贵而恶贫寒，每个人都是“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中国人也不能免俗。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

商人的出现打破了财富的平衡，金钱权力对政治权力造成了威胁，因此历代中国统治者都极力打压商人势力，重农而抑商，以农业消解手工业和商业，以“均贫”削减贫富差距。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所谓利出一孔，说白了，其实就是权出一孔，一切权力都掌握在皇帝和他的官僚手中。在以农民为社会主流、绝对君主专制的国家里，商业纵然再繁荣，也没有办法自发地产生现代的资本主义。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中，农民起义不绝于书，但是历朝农民暴动无一不是官僚政治“竭泽而渔”“官逼民反”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之后引起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这些暴力革命始终是农民的，而不是市民的，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无一例外，古代中国始终走不出王朝的循环。

资本主义商业是自由的产物，而古代中国始终都缺乏自由的土壤。

顾准对比古代欧洲后发现，古代中国从大陆式部族公社发展成东方型“专制务农领土王国”，没有出现过西方奴隶社会中的自由民，也从来没有产生“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

中国历史从来不乏像文天祥、史可法、方孝孺这样的忠臣烈士。在二十四史中，每个王朝的正史都以大量的篇幅作《烈女传》。在中国传统道德谱系中，人们忠诚的是君权和男权。

重农抑商一直都是传统中国的主要宗旨，在清朝的康雍乾时代更是达到极致。因为人口剧增，吃饭成为大问题，为了增加土地，朝廷多次颁布开垦令，甚至由官府提供耕牛和种子，鼓励移民到偏僻山区进行垦殖。这与英国失地农民走向城市正好相反。当时，西方世界已经从重农走向重商，并以国家力量大力发展自由贸易。

清代商业基本以官方特许行业为主，尤其以盐业专营为重。食盐税利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支柱。清代对外贸易极其繁荣，但仅限于广州十三行。虽然棉纺业很发达，但都属于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生产模式，对农耕起到弥补作用，使传统小农经济更加完美，这反倒阻碍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总体而言，清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对民间手工业实行高额税收、低价收购和无偿摊派，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层层设限，严厉控制，阻止其发展。

雍正二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奏请在广东开矿，以济穷民。雍正批谕：“夫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若皆舍本逐末，争趋目前之利，不肯尽力畎亩，殊非经常之道；且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岂能辨其奸良而去留之，势必至众聚难容。况矿砂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种植可得，焉保其生生不息；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绝，则散之甚难，曷可不彻始终而计其利害耶。至于课税，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原因悯念穷黎起见，谕尔酌量令其开采，盖为一二实在无产之民，许于深山穷谷，觅微利以糊口资生耳。尔等揆情度势，必不致聚众生事，庶几或可；若招商开厂，设官征税，传闻远近，以致聚众藏奸，则断不可行也。”

中国史籍浩若瀚海，但历代王朝的官方正史所载的，基本都是官僚政治史，而专门系统地研究和批判官僚政治的书籍寥若晨星，这也是“其义全阙”之一种。

李约瑟曾向经济学家王亚南讨教这个问题，王亚南因此撰写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也是对“李约瑟难题”的一个解答。

王亚南指出，“现代化”这个词比较笼统。西欧在近代初期，制造业企业家原本有许多就是由手工业者或商人转化来的。但在古代中国，这条“上达”的通路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阻碍。中国过去较为普遍的、有一般需要的有利事业，如盐业、铁业、酒业、碾米业，乃至后来的印刷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变为官僚垄断之业。

有两个细节可以概括现代史上这段此起彼伏的微妙历程：

1735年，爱新觉罗·胤禛“驾崩”；1736年，詹姆斯·瓦特出生。一个用刑罚和文字狱巩固了权力，一个用机器和科学创造了力量。这一时期，在英国，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使亚伯拉罕·达比声名鹊起；在中国华北地区，鼓风炉和炼焦炉被完全废弃。

1775年，即乾隆四十年，英国阿克赖特的棉纺厂工人达到数千人，而清朝两江总督高晋却发布禁棉令：“以三年为限，责成松江、太仓、海门、通州，……只许种棉一半，其余一半改种稻田。”